作者:Frank Wilczek
翻译:胡风、梁丁当
F. Scott Fitzgerald(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位以《了不起的盖茨比》闻名的美国作家,曾写道:“考验一个人是否具有一流智慧,就看其能否同时包容两种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时间正是那些迫使我们葆有多元认知的概念之一。要理解时间的科学概念需要一个灵活的头脑,更不用说掌握那些同名的心理学概念了。
现代物理学要求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用看似对立、甚至矛盾的方式来描述时间。当我以物理学家的身份审视时间时,发现它有三幅面孔。我将其分别命名为理想时间、随机时间和制造的时间。
在其奠定经典物理学根基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对“理想时间”的本质进行了定义与运用。牛顿写道:“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本身、本质上是均匀流逝的,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影响,亦可称为‘持续的时间’(duration)。”
牛顿认为时间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主要元素。它无法被进一步解构为更简单或更基础的部分。尽管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极大拓展了它的领域,但牛顿提出的“时间是现实的主要元素”这一观念,依然具有根本意义。
事实上,在当今基础物理学的核心方程组——即所谓的“标准模型”中,存在一个以字母t表示的、被称为时间的变量。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被赋予了一个确定的t值。理论上,运动方程描述了这个世界会如何从一个t值的状态演化到更大t值时候的状态(这些方程也支持逆向演化,即从较大的t值回溯至较小的t值。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既能预测未来,也能追溯过去。但在实际中,我们对世界状态的认知极为有限。即便我们掌握了完整的信息,这些方程也很难求解。)这个t的性质,比较吻合牛顿“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定义。
牛顿定义的时间,是一种独立于日常现实之外的存在。它影响着物理事件的发生,却不受后者的影响。然而,相对论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框架。相对论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状况会反过来影响时间的流逝。尤其在引力场越强的区域,时间流逝得越慢。全球定位系统(GPS)正是通过对比星载原子钟与地面原子钟的时间差异,来测量并修正由相对论效应引起的时间偏差。尽管这些相对论效应十分美妙,但对绝大多数应用而言,它所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细微的调整。这些修正已深度融入系统,以至于大多数用户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若忽略相对论修正,将导致每天约十公里的导航误差。
时间,以及它的流逝,仍然是我们描述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
原子钟让理想时间变得触手可及。它们的精度令人惊叹。目前的记录是三十亿年误差才一秒,并且科学家们还在不断改进。迄今为止,所有原子钟(包括基于不同原子、位于不同地点的各型号的原子钟)对时间流逝的测量结果都完全一致——精确到小数点后最后一位。这些原子钟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和卫星追踪等应用中的核心支柱。在这些应用中,我们通过测量交换无线电信号所需的时间来决定距离(信号的传播速度是光速)。这些科技的成功,让我们得以真切感受到“理想时间”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意义。
随机时间的运行方式则截然不同。其典型表现是放射性衰变。让我们以碳的同位素14C(即“碳14”)为例具体说明。碳14的原子核由6个质子(这决定了它属于碳元素)和8个中子构成,共计14个核子(即上标“14”的含义)。
碳14因其在测定文物年代方面的重要应用价值,其衰变过程已被深入研究。碳14的半衰期为5730年,这意味着:假若初始有N个碳14原子核,经过5730年后,将只剩一半(即N/2个)。这一看似简单易懂的事实,细究起来却极不寻常。这些原子核的衰变方式与人类衰老、食物变质或岩石风化等渐变过程截然不同。一个已经存活了5730年的碳14原子核,在下一个5730年中仍有一半的概率存活。更普遍地说,它在任意等长时间间隔内都有一半的概率发生衰变。碳14原子核在存活期间不显现任何衰老迹象。它永远年轻,保持不变,直到突然发生衰变的那一刻。
换句话说,假设你有大量完全相同的碳14原子核,或者一个碳14原子核在不同时间发生衰变,你将会观察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内,总会有一些原子核发生衰变,而另一些则保持稳定。从统计角度看,发生衰变的原子核比例是可以预测的,但对某一个原子核来说,它的命运却是随机的。爱因斯坦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疯狂就是重复做同一件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照这样说来,观察碳14原子核的衰变就是对“疯狂”的绝佳体验。
许多物理学家对量子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概率性是自然界的内秉属性——感到难以接受。然而,放射性衰变这一事实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用量子理论可以很自然地解释放射现象。但这样做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直接使用了量子理论最“疯狂”的特性:用概率性取代确定性。
碳14并非个例。许多其他同位素同样遵循这种奇特的衰变规律,只是各自拥有不同的半衰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单个放射性原子核的行为不可预测,大量放射性核素组成的集合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可靠的“回溯时钟”。简而言之:通过测定物质中同位素的衰变比例,我们能够推断该物质的形成年代。例如,碳14的半衰期(约5730年)非常适用于测定人类文物的年代。它曾被用于鉴定死海古卷与冰人奥茨的年代。而钾40(K-40)的半衰期长达12.5亿年,可用于测定碳14已完全衰变的远古样本,比如早期人类祖先的遗骸。除此之外,我们利用其他的放射性同位素,重建了冰河时代冰川活动的历史、月球岩石的形成过程,等等。
当我们进一步深入量子世界,将接触到一个更让人费解的概念——制造的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制造的历史”。
“历史是制造的”这一思想,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及其推广形式的逻辑推论。让我简要回顾一下当该原理应用于单个量子粒子时所揭示的内容。
有一些实验能让你精确测定粒子的位置,也有不同的实验能让你精确测定粒子的动量。然而,至今从未有人设计出这样一种实验,它能同时实现两者的精确测量。(爱因斯坦曾多次尝试,均未成功)。根据量子理论,这并非源于人类智慧的局限,而是自然的基本特性,是维持理论数学自洽性的必要条件。
因此,根据你观测粒子时所选择的方式,它可能具有确定的位置,但有一系列可能的动量;或者,它可能具有确定的动量,但处于一系列可能的位置。
简言之,通过测量,你可以选择让粒子的哪一个属性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也选择了哪一属性将无法实现。
“制造的历史”这一概念远不止于粒子位置与动量这个简单案例。把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进行推广,我们就会发现:任何试图在历史描述中塞入过多细节的做法注定失败。量子力学迫使我们选择在历史中包含哪些内容。
尼尔斯·玻尔告诫我们:“一个深刻真理的反面,往往是另一个深刻真理。”
时间恰是这般,拥有不同面孔。它既是精准的,又是随机的;即是基本的,又是制造的。历史既铭刻于物质之中,又在选择中被构建。因此,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