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乌斯论坛上，天马行空的智慧带来什么启发

记者：耿挺

摄影：杨浦东 季俊辉

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再把两头粘起来做成的纸带圈，使得原本两个曲面减少到一个。这个宛如数学符号“∞”模样的纸带被称为“莫比乌斯带”。

2019年，中国浦东临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上，70位获得过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顶尖科学奖的科学家们，在莫比乌斯论坛上放飞思想激情碰撞，不仅畅想了科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更探讨了人类社会与科学精神的内在联系。

未来的科学是什么样的？

“2100年的数学会是什么样子？老实说，这要看到时候人类文明是否还存在。气候变化或是其他问题让人类社会崩塌了，那数学也不存在了。”1988年菲尔兹奖获得者蒂莫西·高尔斯爵士用一个看似“危言耸听”的开场把人们的关注点从数学拉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隐患上。他同时也指出，目前的纯数学研究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每次解决一个问题都会带来10个新的问题。随着那些容易的数学研究完成之后，新的原创的数学研究论文变得越来越长，进入数学研究的门槛也随着越来越高。

“也许数学未来的最大威胁是人工智能。”高尔斯说，“我说的不是现在的深度学习，而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可以自己证明公式和定律，并自成体系，这会将人类慢慢地从数学领域逼退出来。一旦人工智能达到一定程度，人类要证明一个公式或定律，只需要在计算机里输入就可以证明出来。”

从抽象理论到仰望星空，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米歇尔·马约尔说，自从伽利略研制出太空望远镜后，人类对于太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通过越来越精密的仪器，人们找到了太阳系外的行星。而在未来，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分辨出行星反射恒星的光谱，并与能够创造出生命的水、甲烷、碳氢化物的光谱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出这些行星有没有可能从无到有孕育出生命。

从外星生命到地球生命，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三世认为，未来一定会进化出超人，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接近超人的起点了”。所谓超人有三种，一是基因编辑人类，他们通过改造基因把自己变得更加聪明或是强壮；二是半人半机械，他们通过改造身体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能力，比如更为灵巧的机械关节；三是电子人，他们将自己进行电子化改造，从而在人类大脑之外增加一个快速运算的超级电子大脑。

此外，人工智能、癌症治疗、化学合成、大脑秘密等都成为顶尖科学家们眼中非常具有前景的科学方向。

科学如何让人更加快乐？

除了科学本身发展，顶尖科学家们还关注到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科学和研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真正进步呢？”1991年诺贝尔物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厄温·内尔说，在守旧的欧洲社会，一些人在享受着科技的便利时，依然会怀念“旧时的好时光”，担心科技进步太快，人们反而感受不到幸福和快乐了。

“人类几千年来都在谈论什么才是快乐，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2018年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说，快乐与非常多的因素有关，除了生理的变化之外，还有社会的支持、文化的认知、身心的健康，甚至是环境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人可能并不一定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快乐或是幸福。”他说，“因为他有可能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或是受自身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主张文化多样性，就像是生物多样性一样。”

如果有机会活到120岁或是更长的寿命，你会更加快乐吗？2012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获得者迈克尔·希茨反问：“你想在110岁或是120岁时干什么？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未尽的事情要做，但那时候人的身体机能已经大大衰退，癌症或是退行性疾病将让人不能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或许现在的预期寿命是一件好事，而不是长生不老。”

为了好奇心还是回报

“不应该阻碍对无用知识的追求。”2019年沃伦·阿尔珀特奖得主吉罗·麦森伯克说，“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资助机构，都对科学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他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其实，有时候科学研究的未来价值是很难预测的。”当科学家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追求那些现在看似无用的知识时，就会遭遇到来自社会和公众的不解，因此会遭遇到很多障碍。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里·巴里什说，引力波探测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坚持不懈才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其背后有国家和基金的大量支持。但现在，这样高风险的科学项目似乎越来越难以获得资金和项目的支持。“无论是同行评审还是机构评审，做法都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尤其不喜欢需要冒险的大项目。”他表示，而那些低风险的大项目尽管创新性不够却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还因此挤占了那些高风险的小项目的生存空间。“总之，在现行的评估体系下，科学家越来越难以做到以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了”。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展示了一张某科研机构根据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来奖励科研人员的通知，并大胆地说：“把科学评估的权威交给了那些商业化的学术期刊，而我们的学术领导人依赖这种虚假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工作质量，这是一种普遍的扭曲现象。我希望思考学术人员在评价学术文章中的作用，而不是用扭曲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从政府到公司，都希望科学投入能够短平快的回报，这一趋势在过去10年都是如此。”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说，“科学需要公开透明、自由流动和合作交流。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在过去10年对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支持是不断增加的，希望这样的趋势能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