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内涵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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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黄震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10日《金融时报》。

“赋能”这一词从2016年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近几年逐渐升温，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高频词了。“赋能”的本质含义是什么？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是如何实现的？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哪些基本条件？

《金融时报》记者：您对工业革命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有着独到研究，并且较早提出金融科技赋能的概念。根据您的观察，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内涵应当是什么？如何从本质上把握赋能的概念？

黄震：这要从每次工业革命与金融创新的关系说起。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有相应的金融创新，“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怎么连接起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靠商业银行和大规模的企业连接起来；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了股份制的发明，能够快速推动大型企业以低成本来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通过风险投资方式实现资本与创新技术迅速的对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出现的金融革命是什么？可能是互联网金融或金融科技，也可能是科技金融等。

在这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次技术都在赋能产业，也在赋能金融，使产业革命和金融革命能够得以实现。“赋能”一词就是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概念，这个“能”是什么？包含能量、能力、功能等等多种涵义。根据考证，中国最先使用“赋能”这个词的大概是在1973年左右，赋能就是电器中间的电能如何进行对接传输转移的一个过程。赋能一词第二次热起来是在电子商务即将兴起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方正公司提出要用IT技术为电子商务赋能，总裁李汉生声称要做一个赋能者。当前是第三次“赋能”热起来的时间当口，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广泛应用，“数字能源”或“数据能源”推动新金融与新产业发展。这次赋能也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金融对接的作用表现。

《金融时报》记者：和以往相比，这次科技革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科技革命中的“赋能”呈现出哪些特征？

黄震：这次科技革命中赋能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把这次科技革命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以前各个科技革命没有仔细区分上半场和下半场，但是今天我们的互联网IT技术，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从“+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化”，比如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等等，这是一个技术渗透的过程——高技术逐渐渗透变成底层技术。当底层技术渗透到变成一种泛在技术的时候，就使各种技术有一个匹配对接的可能。

“连接”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形成了普遍泛在连接，从而使各种主体和设备能够进行能量与数据的传输，才能够赋能。因此，泛在技术同时在生态中各主体上实现是实现技术为金融赋能、金融为产业赋能的一个前提。“连接”曾经承担了重要的作用，腾讯公司也提出了“连接”的战略。各个不同领域的连接，才使金融机构集聚的数据能量可以释放到各个领域，这是“+互联网”的过程。

当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最底层和每一个单元就会产生溢出效应，技术的溢出效应在目前的研究中还不够深入。但事实上，中国金融的发展就是享受了技术溢出红利。与过去二十多年享受的技术渗透红利不同，技术溢出红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颠覆式创新，产生真正颠覆式的结果。技术的溢出会重构各个单位的连接，形成新的组织形态，并且产生更大的效能、更低的成本和更普遍的联动。所以“底层技术”这个词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技术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我们的脚底下，在我们的手中。在由底层技术构建的基础设施上，各方主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创新、联动和协作，这是当前技术创新重要的底层逻辑框架。信息数据的能量在底层基础设施下面涌动、流通，需要金融变压器传导到各个企业和千家万户，这就是金融赋能的价值。

金融为什么可以把数字时代或者数字社会积累的数据能源传输和做功？首先是金融科技已经再造了整个新生态和新空间。这个新生态最关键的点，是我们每个人成为了互联网上的一个赋能者。以前说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因为互联网和我们每个人不是非常严格一一的对应关系。今天我们每个人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数据镜像、数字画像，而且每个人的连接又形成新的组织。人类社会正在一个重构之中、连接之中和动态演化之中。

个人金融首先实现将技术与金融结合起来。移动互联网产生移动支付、移动金融。今后会把个人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组织和新的单位，比如新的合伙人，新的公司制，新的社会组织等等，会产生更多的金融形态，这是互联网生态演化的逻辑。国务院颁发互联网政务的规范性文件，金融未来也会有一项重要的业务就是To G，为政府提供金融科技服务。

技术赋能的过程是先把数据能量转移到金融机构，再转移到实体产业，才会有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赋能传导过程即赋能链的扩张。过去我们更多讲科技赋能金融，今后金融赋能产业这一过程会越来越受到重视。金融赋能的前提是数字技术已经泛在，沉淀到每一个产业领域和政府组织中，才能使金融赋能各个产业得以实现。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是什么？金融科技赋能有哪些技术和资源？

黄震：金融机构赋能实体经济，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赋能。金融机构不是单兵突击，而是需要相关技术渗透进入到每个主体。技术赋能开始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实验，逐渐传导到客户群体和各种关系网络中。只有客户实现技术连接，才能够实现金融赋能。

金融科技赋能有很多技术，有研究者总结过，如ABCD（分别指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化、移动化）等，但这些技术还不是全貌。比如马上投入使用的中国北斗系统，已经可以民用化了，能够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有多方面的资源。首先是账户，必须有数字化的账户才能积累出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观察评价出客户的信用状况来进一步提供资金。金融科技能够产生出颠覆式的创新，最重要的是把数字化的账户迅速从原来的社交账户、商业账户转化为金融账户，账户积累的数据可以进行信用评价，可以迭加形成金融服务，这就是大科技公司跨界打劫的主要逻辑。底层的数字化是关键基础，可以到个人账户、企业账户，形成数据沉积和可跟踪、可挖掘，可以实时动态的更新，这样才能使这种赋能得以实现。

今天金融科技和实体产业的关系正在再造。中国金融体系包括三种形态：一是正规持牌金融机构，银行是最典型的；二是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在金融产业中成为最活跃的力量；三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金融形态——民间借贷、地下钱庄依然没有消灭，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并且也在互联网化。这些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跟商业场景是连接在一起的，才能得以生存，这是金融科技时代金融底层的逻辑。更大的看，整个经济社会正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才使生态中各种关系不断的互动。

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在这一场科技革命中迅速进行了自我调整，实现了监管科技和数字化转型。可以看到，赋能链从创新企业、技术公司逐渐进入到金融机构，然后经过金融机构赋能中小微企业和千家万户，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最强大的动力。

赋能链扩展的过程很重要，首先要开放合作，无论是哪一类机构，包括政府也要开放才能进行合作；其次是要相互赋能，不能蚕食他人或者是以邻为壑；第三是应该共享价值，而不是单独侵蚀别人的利益。

《金融时报》记者：顺利实现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安全、监管、政策等方面还需要哪些条件？

黄震：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不断完善五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要安全筑底。金融科技越发展，越要强调安全，无论是数据、网络还是资金，每一层都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是账户为王。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的各类企业都必须有数字化的账户，尤其牌照机构靠的是账户的底层支持，才能够绝地反击。

第三要实现数字金融。各种金融服务和金融管理都正在数字化，特别是要实现场景和智能平台的支持。

第四要有监管科技保驾护航。互联网金融乱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监管没有用技术化的手段。今天，“监管科技”和企业内部的“合规科技”已经在逐渐对接之中，鱼龙混杂的情况正在改善。

第五是重视全球拓展。中国正迎来新一轮全球化，并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的技术输出和金融服务跟进，能够更好地让金融科技发挥赋能实体经济作用，进而助力产业变革，推动全球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