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通过创业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每日精选财经智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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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加拿大佛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是一家公共政策研究智库,45年专注于加拿大政府政策、创业活动以及各类对加拿大人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问题的研究。智库的研究成果涉及税收、医疗保健、土著问题、教育、经济自由、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等领域,对推动加拿大公共政策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018年5月,加拿大佛雷泽研究所(FraserInstitute)牵头与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International Studies)、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Public Affairs)和英国企业家网络(The Entrepreneurs Network)合作共著的题为《人口特征与创业:抵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表。该报告深刻分析了推动创业活动如何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报告通过文献综述和部分发达国家的数据与经验探究了以下十个问题:(1)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人口老龄化对创业水平的影响机制;(3)人口老龄化趋势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证据;(4)税收制度对创业资本累积与获取、创业激励和非生产性创业的影响机制;(5)西方国家资本利得税制的特征及其造成的经济结果,以及如何通过资本利得税改革促进创业和经济发展的可行性政策方案;(6)与创业相关各领域的法律与政策规定对创业的影响效果,并基于发达国家公共政策评估研究成果,提出应如何为促进创业及创业融资制定有效的政策方案;(7)基于大学的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以及大学普遍应用的创业策略及其对更广泛的创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8)监管规则对创业的影响、衡量该影响所面临的方法论上的挑战以及政策建议;(9)移民创业的特点、驱动/影响因素及后果,以及旨在推动移民创业的政策;(10)发达国家致富的思想与经验。

本文将对该报告的研究成果进行解读,以此形成对我国如何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来激励和扶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吸引国际企业家和创业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并缓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思考与借鉴。

一、导 言

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创业水平下降,最终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形成了编著此报告的主要动机。报告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激励和扶持创业和新小企业发展,以此缓解或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潜在负面影响。

本报告有九个主要部分:第二部分展示了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创业与人口老龄化关系的理论与证据;第三部分分析了税收制度对创业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了公共政策对创业的影响;第五部分展示了大学创业生态系统对初创企业的重要性;第六部论述了监管制度对创业的影响;第七部分展示了各移民国家的移民创业的特点与激励政策;第八部分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国理论和经验;第九部分总结本报告。

二、创业、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在当今全球具有普遍性,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老龄化,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参与创业的人口比率(创业率)将会越来越少,最终可能会伤害到经济增长。本部分展示了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人口老龄化与创业关系相关的理论依据与实证证据。

(一)创业与经济增长

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即小企业提出新的“想法”,大企业通过模仿和调试将创新散播到整个经济体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创业”既体现在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中,也体现在大企业模仿、调试和散播创新的活动中。

经济学家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虽然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但研究结果普遍支持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创业促进创新性。在促进创新方面,新小企业与成熟大企业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缺一不可:新小企业是创新的先锋,而大企业在学习、模仿和调试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创业创造就业。研究表明,创业水平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同时大企业创造了长期净就业增长,新小企业提供了短期不稳定就业。第三,创业推动有效竞争,有助生产效率提升。研究发现,创业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而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中,生产效率也增长的更快。相比较之下,在那些垄断市场中,创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大。第四,创业有助经济体转型升级。针对一些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的研究发现私营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有非常显著的增长。第五,创业是经济活动较集中地区的主要产物。经济活动较集中的地区具备了专业化经济、劳动力供应以及专门的技术,这些成为孕育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养料”。

(二)创业与人口老龄化

从理论上讲,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一个经济体能够为潜在企业家提供的创业机会的预期总量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年轻人对创新或创业水平较高的行业的消费需求高于老年人。另外,老龄化导致人口整体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技能降低。这是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具有创造力,而创造力的高低决定了创业能力水平,而且,老龄化使年龄较大的人口主导了企业高层岗位,导致年轻人升迁到高层以学习和积累商业实践技巧和经验的概率降低。此外,在老龄化经济体中,拥有创业意向的人也越来越缺乏。个人创业的意向取决于其风险偏好程度,而风险偏好与年龄相关。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加风险厌恶。由于以上原因,老龄化导致经济体的创业水平下降。

先前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以上三种解释老龄化与创业关系的观点。此外,研究还发现老龄化通过削弱创业的“同群效应”而降低创业水平。即可以分享资源和信息,以及给予心理支持的同一类个体的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小,导致创业水平下滑。例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迅速扩张的技术创业部门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南旧金山湾区的硅谷等地点,这表明了同群效应的重要性。

三、税收与创业

税收抑制了生产性创新而鼓励了对经济无用的非生产性创业。通过调整税收制度结构可以缓解其负面影响。本部分介绍了西方国家影响创业资本累积和获取、创业激励和非生产性创业的税收政策。

(一)税收与资本累积

所得税对消费和储蓄都产生抑制作用,然而增加所得税对储蓄的打击比对消费的打击大(所得税对储蓄重复征税)。相比之下,消费税相对于储蓄与消费是中性的,不会影响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决策。消费税可以维持与所得税类似的制度结构,并可以维持税制的累进性。与所得税不同,消费税不会打击储蓄活动。

(二)税收与风险

创业的风险通常远高于许多其他投资,因而其预期回报也很高。税收制度可以通过改变回报的分配,增加或减少风险承担激励。首先,在比例税制下,更高的边际税率阻碍了广泛投资,抑制了经济活动,但在风险承担方面,比例税制是中性的。其次,累进税制不鼓励风险中性投资者承担风险,鼓励风险厌恶投资者承担风险。对于风险厌恶的情况,风险越大,由收入边际效用递减与累进税制结合产生的保险效应就越大,鼓励承担风险。需要注意,报告强调只有在预期纳税义务在各个替代税务方案中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累进税才鼓励风险承担。此外,政府通过一些税收政策来改变风险承担。例如,美国通过将税后收入与税前收入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凸关系,鼓励风险承担;社会保障工资税的上限可能鼓励承担风险等。但有些方案并未实现预期效果,例如,工资税导致的非凸性,即利润要缴纳工资税,但亏损不可减免应税收入,这使得预期税后收入随着风险承担而减少。

最后,税收制度的其他特征与风险无关,但有可能影响企业活动。这涉及战略性税收规划,或税法中模糊不清的方面。例如,提高边际税率可能鼓励了个人转向自营职业,因为他们更能够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将收入转移到税基之外;累进税制处理收益和亏损的方法是不平等的,因而那些创造其他收益能力较低的企业可能永远无法利用这些亏损;大企业通常认为将企业利润转嫁给所有人更有利,而小企业则认为按企业所得税纳税可能更有利(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的所得税率很低,仅为15%)。

(三)税收与非生产性创业

报告定义非生产性创业为创新性寻租行为。税收通过三个渠道影响寻租行为,包括避税和逃税、最高税率以及税收优惠。

避税和逃税都是对税收制度的回应。避税是合法的,而逃税是非法的。然而本质上,二者都是社会性浪费活动,既没有成本,也不会扩大经济份额。一些较巧妙而创新的避税策略一般是通过专业人士开发的,如税务会计师、律师和财务规划师。他们专门开采税制的漏洞并设计创新的减税策略,从而赚取丰厚的回报。

改变最高税率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收入者对税率的反应和反应方式。高管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或利用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或低效的公司治理)获取更大的企业收入份额,而高税率阻碍了这种形式的寻租,因为它们降低了企业内部议价的税后回报,相反,较低税率使高管的议价行为增多,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因此,较高水平的最高税率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净收益。

更高的边际税率激励了税务优惠政策的实施,例如免税、扣除等福利,而当政府表示愿意实施新的政策时(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寻租行为就会增加。在政策不确定性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投资生产活动更有可能获得更高回报。相反,当政府更倾向于改变政策时,寻租的回报(通过游说、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等)可能更具吸引力。

(四)通过资本利得税改革促进创业

政府设立资本利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以此增加财政收入并缓解收入不平等,然而这却是以巨大的效率损失作为代价。首先,资本利得税损害了经济效率。大量实证文献发现,资本征税的经济成本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税收都高(Baylor和Beausejour, 2004;Diewert和Lawrence, 1998;Kugler和Lenz, 2001)。一般的解释是资本利得税会使得投资人更倾向于长期“锁定”资本收益,以规避资本利得税,而这种锁定行为导致资本被锁定在相对次优的投资中,由此导致效率损失(Feldstein, Slemrod和Yitzhaki,1980;Bolster, Lindsey和Mitrusi, 1989;Chyz和Li, 2012)。其次,资本利得税降低投资需求。文献发现资本利得税降低了资本供给,增加了融资成本,从而减少了创业投资激励(Huizinga, Voget和Wagner,2012;Guenther和Willenberg, 1999)。另外,资本利得税通过增加纳税人的合规成本而减少了投资激励。第三,政府从资本利得税获得的收入微乎其微,对于某些政府来说,资本利得税甚至可能降低净收入(政府获得的收入小于用于实施该税收的支出)。例如,根据OECD数据,2016年个人资本利得税仅占英国政府总税收的1.1%,占美国总税收的3.3%(OECD,2017)。

资本利得税不鼓励创业,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企业家们冒着失去自有资本,以及出资人的资本的风险,付出时间和努力,希望企业最终步入成熟并产生财务回报。这一过程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资本利得税普遍降低了创业回报,打击了潜在企业家的创业意向;同时,研究普遍表明资本利得税率越高,风险融资越少,这可能意味着经济体的创业水平正在下降,或者企业家更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债务(获得更多的税务抵扣),而后者则提升了企业的破产率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决策者应考虑取消、降低或者延期征收资本利得税,以抵消其对创业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四、公共政策与创业

通过公共政策来支持创业的首要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从而帮助企业家获得资金,鼓励创业和创新。来自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学者聚焦在税法对创业的影响机制(占创业与公共政策研究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二,详细内容请参见第三部分),其他研究关注在劳动法、破产法、证券法、政府补贴以及其他对创业产生影响的法律规定等。本部分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成果并给出政策建议。

(一)公共政策与创业融资

严格的劳动法规伤害了创业和创业融资。例如,Sobel(2008)、Cumming和Li(2013)和Cole等(2016)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削弱了企业家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决策能力,从而阻碍了初创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发展的质量,这一影响效果非常显著。

证券法对促进创业也很重要。首先,上市标准的质量(Johan,2010)和有关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规则(La Porta等,2006)与执行(Cumming和Johan,2008)影响交易所每年IPO数量、IPO抑价及长期表现。较低的上市标准使得风险最大的小型企业获得成功上市,这对企业(由于抑价过低)和交易所(由于上市企业的风险水平过高)的长期表现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保护债权人、股东、少数投资人的规则和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的质量对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具有重大影响(Cumming等,2011;LaPorta等,1999;La Porta等,1997、1998、2002)。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股票市场,没有活跃的交易以及投资与节省资本的渠道,那么创业前期阶段的投资就会受到影响。第三,能够促进中介机构有效运作的证券法将鼓励创业融资。

(二)其他法律规定

其他法律规则对创业及创业融资也有影响。首先,与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的新技术相关的规则,例如巴塞尔协议,增加了小企业的合规成本。相比之下,在那些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法规的执行不那么苛刻或严格的国家,金融科技创业投资的增长更为明显(Cumming和Schwienbacher,2016)。

第二,禁止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某些活动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监管风险。例如,一些国家禁止了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交易活动大规模中断,其价格迅速下跌(Economist,2018)。这些监管政策的改变具有溢出效应,对全球金融科技市场和受金融科技影响的其他市场的企业家数量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监管风险降低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从而损害了通过加密货币市场进行融资的活动。

第三, 全球各地腐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对新公司的成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腐败加剧了机会主义和代理问题,通过限制进入市场的自由渠道并降低资本分配的有效性,导致非腐败市场参与者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减少了,这打击了一个地区的创业质量和数量(Tonoyan等,2010)。

(三)政府补贴计划

西方政府每年花费大量纳税人的资金,通过直接的支出计划对企业进行补贴。补贴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好处,如降低资本成本;然而,这些补贴通常不如其他税收政策(例如降低资本利得税率)的激励效果(Keuschnigg和Nielsen,2001,2003,2004)。此外,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不当的政策评估方法和推断可能会误导评估的结果。这些评估错误加剧了由于公共政策支出项目信息不准确所造成的危害,所以需要监督评估人员对政策评估研究结果进行审核和评论。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内容,报告给出以下政策建议,旨在创建一个长期鼓励创业和创业融资的环境:

• 小企业特殊(优惠)税率不鼓励企业扩大规模。此类政策最多是鼓励潜在企业家创办新小企业,而随后对企业成长和扩张的激励减少,或者在达到一定规模后,鼓励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

• 鼓励散户投资于类似共同基金的创业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方案是无用的,且可能造成极大危害。

• 对劳动力限制较少的劳动法规,以及促进IPO并促进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公司等中介机构参与的健全的证券法将鼓励创业和创业融资。

• 在评估旨在刺激创业和创业融资的政策方案时应考虑其可能的溢出效应和意外的后果。

五、大学创业生态系统

关注创业生态系统的学者和实践者承认高等教育在建设和维持一个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创业生态系统方面的重要性和潜力。本部分展示了大学的创业策略及其对更广泛的创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

(一)大学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

在大学创业生态系统(Univers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中,企业家集中在大学相关的资源领域中(例如教职员工和学生,他们一般拥有较广泛的社会资源网络),与提供支持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合作,最终输出产出和结果。大学创业生态系统需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萌芽阶段,可能只有有限的课程和活动,例如单一的课程、学生俱乐部等;而在扩张阶段,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如技术转让办公室、教师咨询、主修与辅修课程、专题研讨会系列、社交聚会、创客空间,以及孵化器和加速器等。

(二)大学的知识溢出与屏障

知识溢出是大学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的一种重要方式。知识溢出是指,由大学教职员工研究或创造的并对创业和创新产生影响的知识,没有以实际商业价值(包括大学内部产生的可变成本和管理成本)购买就直接被企业家利用的过程。

知识屏障介于对知识、科学和思想的投资活动与最终创造经济增长的商业化活动之间,它阻碍了知识和思想的溢出,从而阻止了知识转化为商品或服务,或为那些试图利用知识造福社会的人提供支持。

(三)技术转让策略

技术(或知识)转让是大学普遍采用的创业策略之一,通常指由大学创造和拥有的技术以低于其实际商业价值的价格(由于知识溢出效应)转让给私营或非营利组织。

参与技术转让的学者大多是拥有更多成果的科学家、男性、拥有长期职位、致力于应用研究方向、有广泛的合作者网络、拥有知识转让经验和支持机构的群体。在激励学者参与技术转让方面,财务激励政策比非财务激励政策的表现差。

大学技术转让的表现不佳。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表明,大学技术转让成本远超过其收入,并且商业化收入的分配也是扭曲的(Arundel等,2013;Carlsson和Fridh 2002;Campbell等,2004;Geuna和Nesta,2006)。近年来,大学学者对获取专利权的积极性普遍下降,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制度激励,或者因为大学专利权政策发生改变所致(Leydesdorff和Meyer,2010;Geuna和Rossi,2011)。

影响技术转让成功率有六个主要因素,包括学者的特征与素质、发明和技术的特征与质量、机构的能力和资源、机构的政策、先前知识转让经验,以及与支持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度。此外,专利表现越好的科学家,学术产出越多、成果质量越高且出版成绩越好(Caulfield和Ogbogu,2008;Breschi和Catalini,2010;Gerbin和Drnovsek,2016)。最后,学者普遍隐瞒研究成果,这可能是由于学术竞争的压力或组织管理障碍(Gerbin和Drnovsek,2016)。

(四)创建创业资本

创业资本建设也是大学的主要创业策略之一,其主要形式包括创业教育(课程策略)和孵化器(非课程策略)。当大学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参与者通过创业俱乐部、学习社区和孵化器等活动和以创业为中心的区域、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成员进行互动时,便会发生知识扩散。

首先,创业教育包括正规教育项目(如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旨在培养创业所需人才的教育课程(创业领域所涉及的专业技能)、创新课程(融入创业新思维)及其他建立社会网络、尝试性实践与互动学习的项目(如创业实验室和创业训练营等)。大多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教育鼓励了创业者和初创企业的数量,而对长期的社会经济影响效果却还不明确。

其次,企业孵化器通常是一个拥有小型工作单元的物业,在创业和企业早期发展阶段为创业者提供指导性和支持性的环境。孵化器从三方面为企业成长和成功提供支持:创业和学习环境、随时可以接触到导师和投资者,以及市场竞争的可见性。有研究表明,大学企业孵化器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且积极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大学孵化器为企业提供了最全面的资源,并且在与关键行业和社区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大学通常提供了更大的连通性和合法性(Lasrado等,2016)。

(五)大学领导者、政策决策者和学者

领导者应包括大学高层管理者,以及具有奉献精神的、不断地为建设和发展大学创业生态系统寻求机会和资源的教师。大学领导者的素质,以及大学领导者和机构的长期责任决定了大学创业生态系统的成功率。领导者的素质体现在高层领导者的视野、参与和赞助支持,对项目和教职员工有很强的领导能力,长期持续的奉献与投入等;领导者及机构的长期责任主要涉及大量稳定的金融资源、设计和建立适当的组织结构和基础设施、围绕课程和跨学科项目进行建设和创新,以及致力于建立和实施稳健的绩效衡量体系等(Fetters等;2010;Morris等,2013)。

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最大化大学对其创建的创业生态系统的贡献以及对更广泛的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减少或消除现有的知识屏障,增进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以及为推动大学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建立全面的支持性政策。

学术研究人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支持大学领导者和政策决策者的决策:(1)巩固和深化对大学与创业之间关联的理解和建模;(2)提供更全面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结果测量方法;(3)在全球范围内对大学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了解和研究,引入文化、政治和地理等变量;和(4)加强对中等规模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等其他类型大学创业生态系统的关注。

六、监管与创业

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达的程度;而监管作为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和创业生态系统中最核心的方面之一。理论上,如果创业的机会成本(例如,放弃工资和失去健康保险)和初创成本高于创业的潜在收益,那么机遇、能力和资源的结合不一定会孕育出更多的企业家和创业活动。这意味着,潜在的企业家对形成准入壁垒的行政法规具有特殊的脆弱性。本部分综述了与监管与创业关系相关的文献,并提出激发创业精神的监管政策建议。

(一)监管制度对创业影响的证据

监管不利于创业和发展。首先,创办新企业所涉及的程序数量越多,初创企业数量越少。其次,监管对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伤害最大:监管会吸引较大型进入者,并导致现有企业生产率下降,而且监管水平越高越妨碍最小的企业的成长。此外,加强监管导致初创企业数量减少,但对企业死亡率没有影响,这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另外,除了形成市场准入门槛的监管制度外,其他领域的政策法规也对创业产生影响,例如劳动力市场监管政策、市场竞争政策、住房管制、土地使用法和职业许可等。此外,许多研究者表示经济自由度在创业中起着核心作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检验监管对创业影响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方法论上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1)监管成本的度量方法是不完善的,诸如由于监管所牺牲的创新的价值和就业机会等、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无法估量的;(2)创业影响因素无限多,例如企业家自身的特征、技术(互联网、自动化等)飞跃等,导致检验创业与监管关系的复杂性;(3)监管与创业之间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研究监管对创业的影响效果意味着思考不完美的经验关系。

(二)给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报告指出,建立一个适合创业生长的制度环境主要有两个关键:第一,建立市场机制,消除不利于创业、约束企业家的政策制度,例如补贴计划(参见Kreft和Sobel(2005),补贴不鼓励创业);第二,实现全球经济和贸易自由,促进各国相互学习和借鉴。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政策制定者应以扩大使企业得以自由繁荣发展的制度为首要原则,建立更广泛的民主问责制,降低监管制度的复杂性,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披露监管隐蔽税收,并对未来监管法规、监管成本走势,以及如何有助监管成本最小化的计划进行报告。基于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较简化、稳定和可预测的监管制度有助经济体吸引更多的国际企业家和创新投资。

第二,测量、减少或禁止那些有实际法律效力,却往往因无法被量化而被经济模型忽略的正式或非正式监管方法。例如,除了法律规则外,还有政策指导文件、公告及信函等也有实际效力。

第三,对于发达国家或监管制度较复杂的国家,需要制定长期而具体的监管削减目标。

第四,需要谨慎使用预防性措施或监管风险规避措施,接受“无许可创新”。一些预防性措施有可能对创业活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五,要认清并避免监管所导致的就业流失。监管法规对经济总体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个别监管规定可能会引起就业在企业、行业和地域层面的转移,即一项规定使一个领域的就业下降,同时使得另一个领域产生更多就业机会。另外,监管可能会增加昂贵的非生产性就业,即企业有时会雇佣员工来帮助他们遵守新的监管规定,这意味着监管增加了创业负担。

第六,决策者应以健康的、怀疑的态度看待基于专业知识的监管制度(尤其是前沿技术部门)。报告认为政府应该将工作重点(或努力)从中央监管控制向竞争性企业监管模式转变。

第七,政府应该抵制基于所谓的市场支配力的反垄断寻租或企业福利的相关干预。反垄断监管对全球范围内的前沿领域可能已经造成重大损害,阻碍了创业、创新和财富创造。

第八,政府应该允许并接受由共享经济技术创新驱动的社会变革,避免过度干预导致负面影响。过多的监管干预可能会强化旧的管理模式,迫使企业家维持公司结构。

第九,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技术工人的迁移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就业的担忧,也因此会驱使政府采用一些有可能对创业造成危害的政策。

第十,政策制定者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自由,并且在各国之间互相学习和借鉴。其中,维持自由贸易是关键。

七、移民创业

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其移民的创业率显著高于本土国民。本部分展示了移民创业的驱动因素、移民创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创业移民政策的影响。

(一)移民创业的驱动因素

移民比本土人口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原因可以分为背景因素和个人层面因素。背景因素根源于所处国家的特点,其中包括:(1)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歧视对待;(2)移民聚居区对民族特色商品的需求;(3)移民企业家通过种族和亲属关系网络获取资源和帮助,包括来自同族和家庭的廉价劳动力、资金、培训和咨询等;(4)广泛的商业制度环境也影响移民创业。

个人层面因素根源于移民个体的特征。首先,移民政策更青睐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经验和有受欢迎的技能的移民。而拥有这些资本的个人也普遍更愿意移民,以最大化其人力资本的潜在回报。其次,移民的经历也可以提高创业技能。此外,选择移民的人往往与选择创业的人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质,包括勇于承担风险、对获得成功的自信心,以及对成功或更高物质生活的向往等。

各国移民创业的比率也差异较大,受到东道国、原籍国、移民类型和创业类型的特点的制约。从东道国来看,各国劳动力市场对移民的歧视水平、各国聚居地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效果和移民政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导致各国移民创业水平也各不相同。另外,原籍国所导致的资源禀赋的差异、创业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也影响了移民的创业水平。从移民类型看,国际移民或国内移民、自愿或非自愿移民都对移民创业有影响。最后,企业家选择创业的初衷反映出移民创业背后的驱动因素,并决定了其以后可能的发展后果。需求驱动型企业家往往是在流动性受阻(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情况下通过利用族群聚居区的优势而选择自营而谋生。由于民族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购买力相对较小,因此其增长潜力也有限。相比之下,机会驱动型企业家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格,他们更有可能采取与更高风险表现和更创新的主流市场战略。

(二)移民创业的影响

移民创业者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整体来看,这些影响大多是积极的。

首先,移民经济一体化。许多移民通过自营就业以创造收入和增加社会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到第二代移民及以后),自营就业的移民收入逐渐提升,接近甚至超过本土人口的平均水平,而且其经营方式也逐渐接近本土人,所涉足的领域也趋向于机会密度较高的非传统行业。移民企业家还会对其后代带来代际利益,即重视投资第二代移民的教育、艺术修养及社会经验等方面,以促进第二代人获得宝贵的人力资本。

其次,移民企业也为更广泛的社会创造了利益。移民企业给东道国创造就业和财富,并且在创新和高科技创业领域有突出贡献。另外,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并可以增加消费选择,吸引创意人才。而移民企业家作为其他移民的榜样,可以通过展示移民创业的可行性和好处来激发移民的自信心和创业行动。

最后,两个未经证实的负面影响包括:一些移民企业家向其原籍国汇款,这可能会减少东道国的消费和储蓄,不利于经济发展;另外,移民企业可能会增加东道国市场的竞争,从而排挤现存的本土企业。

(三)移民政策影响

鉴于移民的诸多积极的经济效应,有关移民创业的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是增加企业家在现有移民中的份额(从而抵消移民的高失业率),或提高移民企业生存和成功的概率。此外,政策制定者也以吸引更多新移民企业家为目标。

在创业政策方面,大多数移民国家通常制定四类政策,包括培训和资源、空间政策、沟通和间接政策干预,以鼓励移民创业,提高移民创业的成功率。例如,有许多移民社区提供廉价和无障碍的商业空间,采用灵活的租赁政策等。这些政策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成本,激励了那些缺乏财务支持的移民企业家;一些政府提供文件翻译版本、雇佣多语种员工等。有些政府减少对移民企业的监管法规、稳定的产权等以促进出口、贸易以及经济自由。

在移民政策方面,一些国家为潜在企业家和企业所有人开创了专门的签证类别和入境选择,例如“初创移民计划”。有研究估计至少有30个国家执行某种类型的商业移民计划,以吸引有着良好记录和大量经济资本的企业家,直接为企业家及其家庭和商业活动提供合法的身份。这项政策为许多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企业家,但企业家的经济表现却不佳。目前的政策重点是通过提供融资渠道来吸引国际企业家。

八、释放创业与创新精神

如何解释一些国家非常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则非常贫穷?资源、法治和贸易自由度可能仅是一个国家变得富有的一小部分因素,它们不足以解释人们是如何从一个孤独、贫穷、野蛮的世界中逐渐走向富裕和强大的今天。本部分展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富国理论和经验。

(一)人口寿命延长与创新

人类现今拥有更长的寿命且生活得更加的健康,这使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和比较经典与平庸。在体验和比较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洗刷和抛弃基础和平庸的东西,萃取和保留对人类发展更有益的创新的文明、思想和文化,推动社会发展。政府没有必要担心全球或国内人口过剩,因为创新的知识和方法是无边际的,更庞大的人口只会带来更多的探索力量和创新源泉,使人类更加富裕、更加紧密相连。

(二)富国的理论观点

一般认为,有六大有助经济繁荣或增长的必要因素,包括竞争、科学、法治(产权)、医学、消费主义和职业道德。然而,这六个因素可能不足以说明国家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富有的。

首先,竞争原理或许可以使国家变得富有,但历史告诉我们政府从来不会停止干预市场,从而保护少数团体利益免受竞争的伤害。

其次,虽然科学知识为很多经济和技术创新打下了基础,但根据历史经验,基础科学一般滞后于技术。基础科学只能解释经济繁荣的一小部分,反而许多新技术促进了基础科学的发展。

第三,法治虽然与财权安全保障密切相关,但对经济增长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相对贫穷的国家里,产权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大的机会,使他们获得创业、建造新家等所需的资本。然而这些并不能直接解释经济增长。

第四,医学创新对于减轻病痛、延长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医疗保健领域本身也发生了许多构成经济增长的创业与创新。但这看似也不是国家富有的关键因素。

第五,消费的发展非常重要,它带动了生产活动,然而仅仅强调消费是不完整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很重要,生产者应该清楚应该如何回应需求。同时,忽略生产主义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仍然会存在于诸如艺术、科学和学院等高补贴领域。

第六,对于努力工作本身会带来创业经济增长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来说,艰苦的、努力的工作是必须的,然而几代人都没有看到生活水平有任何有意义的变化。

最后,普遍认为的资本累积、自然资源和自由贸易也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历史的经验,物质的资源一直客观存在,但如果没有好好的利用是无法转化为财富的。更多的储蓄也没有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长。

(三)富国的关键:释放创业与创新精神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不断的创新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经济是一种文化嵌入,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对话交流和意识形态中。正如亚当·史密斯所述,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商人”,都试图“推销”一些东西,就像人们不断的演练演讲技巧以试图说服他人支持自己一样。向人们推销“创新”或说服人们接受“创新”正是企业家所做的事情。

首先,作为一种文化,创业与创新精神需要一个天然的、自由的制度环境去支持它,使其充分的释放出来。一个自由的制度环境能够克服诸如人口过剩、资源过度利用等障碍。制度环境包括正规制度(国家制定的法律和规则等)和非正规制度(社会行为标准应给予企业家尊重和认可等)两层含义。正规制度不应该对创业设立限制或者至少不过多禁止其发展。政府的作用是必要的,即可以通过项目来改善社会保护、公共设施工程和司法体系。但政府不应支持保护企业免受竞争的观点。事实上,商人永远在说服社会服从他们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与公众的利益不同,甚至相反。在讨论非正规制度时,报告指出对“追求个人利益”要有一个客观而科学的理解。“追求个人利益”是对企业家的素质的综合判断,即清楚自身的优势、目标和责任,基于“理性”或“比较”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方法来合理分配时间、才能和财富。此外,人的本性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人的利益之上,并且倾向于对那些更接近他们的人比那些更遥远的人更加仁慈。我们需要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不能忽视由产权安全、平等交易以及技术革新所带来的风险。

其次,社会的尊重成就了企业家和创新。在过去,统治者对创新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怀疑。市场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着。从18世纪初,英国开始尊重商业和贸易活动,接受了以开放、自由制度环境来促进创新企业发展的理念。美国效仿了英国,并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萨姆·沃顿(Sam Walton)、比尔·盖茨(Bill Gates)、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成功者构建起巨大的荣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要人们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就可以成为像乔布斯和盖茨那样的人。

最后,在富有和完善的制度下,人们有机会通过实践而获得各种美德,例如包括实践创新的勇气、正义、节制和谨慎等,这也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例如,当你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时候,你将会选择卖掉你的车,因为你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更便宜的Uber和Lyft的共享乘车服务,这是一种明智选择的习惯。又如,由于了解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工作,而不是继续给自己施加压力以推进工作,这是节制和谨慎的智慧。需要特别强调,勇气和正义是提升创业增长的重要美德。创业是一项冒险的事业,需要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即使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选择。而正义确保每个个体获得应有的权利。

九、结论

西方一些发达社会已经踏上了老龄化之路。最具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年轻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小,导致了创业水平趋于下滑,最终有可能促使经济增长减缓。报告从税收制度(特别是资本利得税)、公共政策、产学研结合、商业监管制度、移民创业、文化与社会行为标准五方面论述了如何促进创业以推动经济增长。给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主要建议如下:

‐ 政策决策者需要鉴别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创业活动(即生产性创业),设定有效的创业激励机制以引导企业家将技能用于对社会有益的项目。

税收制度:个税对储蓄的重复征税打击了创业资本累积和获取机会,建议减轻储蓄税,同时对储蓄和消费实行中性税收。保持预期税收负担不变的累进性可以鼓励风险承担。对于不完善的亏损分担机制,一种解决方案是放宽长期亏损分担期限,允许使用收入平均,或允许亏损者负税,但同时需要注意企业可能会滥用这些政策(如设计虚假费用)。高税收减少了生产性创业的回报,所以有生产性并赋予创新的人转向私人回报相对更高的非生产性活动。

资本利得税:具有高昂的经济成本,并减少了企业家承担风险的激励和企业家融资的可获得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取消或降低资本利得税,或者引入资本收益滚动机制来激励创业。

公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小企业特别(优惠)税率只鼓励新小企业创办但不鼓励企业扩大规模;对劳动力限制较少的劳动法规,以及鼓励IPO并促进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公司等中介机构参与的健全的证券法将鼓励创业和创业融资。在制定创业和创业融资激励政策方案时应考虑其可能的溢出效应和意外的后果。例如,影响众筹的监管政策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形式的创业融资,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IPO。

产学研结合策略(大学创业生态系统):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能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有机整体,需要设立内部和外部一致而统一的全面政策框架。由于行动者在激励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整体系统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结果。此外,政策需要鼓励知识溢出,消除或减少阻碍知识转移的屏障。

商业监管制度:监管制度成为了经济转型和创业增长的重大障碍,需要简化监管框架、减少政府干预以包容创业与创新的健康成长。

移民政策:政府应加大对移民企业家的资助和支持。移民有助移民和本土人就业、促进创新及提高经济福利。移民应该被视为一种培养创业才能和企业家的模式,不仅可以对企业家在地域上进行再分配,而且会提升全球创业水平。

文化与社会行为标准:作为一个长期目标,为创业者树立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形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对商业和企业家的热爱、尊重或者容忍是其致富的关键因素。此外,实现自由和美德,以及不断的开拓和创新,可以使人类取得无限的成就。

最后,基于发达国家富国的经验发现,创业与创新是富国的关键驱动力,因而政府应消除或最小化所有对创业有限制作用的制度、政策和干预,接受无许可创新,为企业家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给予企业家尊重和荣誉,以此激发社会创业和创新的激情。此外,在一个相对富有和完善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通过实践而获得各种美德。因此,在一个能够充分激发创业和创新精神的自由的制度里,人们没有必要担心全球或国内人口过剩,因为创新的知识和方法是无边际的,更庞大的人口只会带来更多的探索力量和创新源泉,使人类更加富有、更加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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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田原

原文出自:加拿大佛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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