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笙：中华文化推动世界智造

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任何一个人造物本质上都是文化的产品，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但是运用科学技术制造出各种产品的人还是受国家及其文化影响的。

回顾历史，中国涌现过非常多的伟大发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几千年时间都是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制造曾经伴随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广泛影响世界一两千年，虽然近两三百年，我们曾经在科学技术、工业发展上明显落后了，但中华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停顿，更没有没落，而是在近百年众多志士仁人的上下求索之中找到了一条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马列主义思想的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今天我们要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发展为制造业强国，把中国制造转换成中国创造，提升为中国智造，就不能不在我们的产品和生产过程中增加更多的中国元素，融入中华文化。在数字经济全球化、世界工业一体化的今天，伴随着中国智造发展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再从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文化，就不能再仅仅狭义地框定在我们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范围之内，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工业革命的走向，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物件？”难道我们就是为了造物而造物吗？这明显也是仅仅关于产品的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中华文化中，良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里面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智慧，而当今发展智能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风起云涌，我们要实现智能制造，同样要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物件”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采用致良知的原则来回答。

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制造生产力可以很强大，对于人类的认知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但人工智能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工具，既有可能帮助人们致良知，也有可能把人们的思想引向邪路歪路，在举国发展智能制造的当下，我们必须清醒的不断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是良知? 怎样才算致良知? 科技和良知有什么关系？如何用科技致良知? ”这四个问题人工智能无法回答，必须还是由我们人类来思考来回答，联系这次影响深远的疫情，我们无法再漠视科学技术存在的短板和软项，还是要回到文化层面反省和反思，这非常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致良知虽然是明代圣人阳明先生王守仁心学中的核心思想，不过良知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有了很久远的历史，有史可查可以追溯到尧舜，是古来无教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备至和孜孜以求的，到底什么是良知？很多学者解读为人与生俱来的能分辨是非善恶的道德感，而笔者推敲这个定义的逻辑缺陷在于，既然是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习得的，教育就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而偏偏儒学圣典《大学》开宗明义，格物致知，物格而知至，这个知当然也是良知了，致是追求获得的意思，既然物格而后知至，获得良知并非听天由命，而是需要认真细心地观察外界的事物，从而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所以，良知首先是人对外部客观世界恰如其分的思维反映，离开了客观世界，知就没有了对象，而人对客观对象的认知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认知都是良知。什么才算良知，恐怕就不是人的主观思想所能判定的了，必须回到客观世界才能得到检验，而这种检验离不开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给良知两条必要的特征定义，第一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恰当的思维反映，第二是在客观世界中能经过人的实践所检验。

以前国内外一直有争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仿佛科学技术都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可就格物致知这个观念而言，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非常深刻的科学内涵，只是话语表达形式上与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科学的基础是承认了“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于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而不可挑战的，而中国传统的致良知的概念与现代科学基础并没有什么冲突，不管是“心即是理”的王阳明的心学还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都没有说致良知是追求一种绝对化和一成不变的所谓真理。而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这是致良知的前提，虽然哲学家对于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做过很多针锋相对的思辨和解释，但最近越来越多关于网络问题的研究证明，客观世界最大的整体---宇宙的演变进程有其与生俱来的自洽性，宇宙所有的事物，由于其普遍联系交织成了一张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大网，引用爱因斯坦晚年合作者之一，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的话---“宇宙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并脱胎于一个自洽的系统。夸克和原子等基本粒子创造了规则，并依此而互相转变”。正是由于这种客观世界必然存在的自洽性，决定了致良知并非漫无目的天马行空的随机想象，而是人的思想上逐渐靠近客观世界演变规则这种自洽性的认识过程。《大学》提出的“物格而知至”是相当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因为否认了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和自洽性也就否定了致良知的前提条件。

老子的《道德经》中的道就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柯维将其称之为原则，他说世界是由原则支配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都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自然演化，任何强力的干预都会反受其害。我们可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与良知对应的是宇宙事物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和各种自洽的自然演化内在规律和客观原则，中国文化所强调的道、天理所指称的也是这个概念，天理是客观的，而体现在人的内心则是良知，所谓的致良知就是我们的内心所反映的就是客观天理，而非自以为是的主观想象，这种良知所对应的客观统一性让社会性的知识建构成为可能，不管我们对天理用怎么样的解释，因为大家所要解释的都是统一的物理空间内的客观存在，所以不同角度的解释必然能走向可以融会贯通并且可以经过实践共同验证的知识体系，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证明了不同的知识解释由于其观察的局限性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而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则揭示的所有空间模型结构都必然存在维持空间秩序的固定点，因此对客观规律不同角度的知识解释总能在广阔的宇宙空间中找到共通的交集，科学探索精神与理性思维的美妙性莫过于此。

日本科学家、201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山中伸弥研究人类iPS细胞（诱导多能干细胞）时发现：每个人都是由最初的一个细胞——受精卵不断分裂发育而成的。细胞的每次分裂看似都是无意识进行，最终却能精确地发育出一个人来，秘诀在哪里？所有的细胞都带有人体整套的设计图。为什么有的细胞形成了皮肤?有的细胞却成了血液呢？实际上每个细胞里都有一种有标签功能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被先生产出来。这个标签会标示出自己属于这本30亿字的厚书中的某一页。各个细胞只需要将带有标签的那一页打开读一下，按“指令”发育就好了。每个细胞都带有同样的设计图，但因为各自所读的部分根据标签标示的内容不同而不同，亦即标签的蛋白质的标识不同，因此它们会最终发育成不同的细胞。

这给了我们的格物致知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从宇宙全息论的角度看，弥漫于宇宙无所不在的信息痕迹中，会不会已经有一本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天书”，这本天书已经包罗了森罗宇宙万物演变万象牵连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对于各种现象和场景的认识，只是恰恰打开了这本天书中的某些章节，如果宇宙是从一个点大爆炸而产生的，这本天书如果存在必然就是无所不在的，自然也与生俱来在每个生命个体的身上，而致良知就是让生命个体根据对外界现象和场景的洞察和分析，打开并阅读本就存在这本天书某些章节中的昭昭天理，从而得到究竟真实的深刻启示。王阳明说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他所强调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指当我们的内心良知充盈的时候，应该是和这本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全知全能的宇宙天书高度统一的，所以就无须外求了。

现代物理学对宇宙的认识已经走到了宇宙弦和量子信息学的程度，特别是量子纠缠现象的发现，仿佛从信息不灭的角度印证了冥冥中这本宇宙天书的客观存在。是的，一个缘起性空、相依缘起的世界，所有的演化都离不开冥冥中的相互牵连和因果轮回，相似的场景和现象循环往复上演，不管先有天理才有世界，还是先有世界再有天理，天理作为宇宙必然在走的恒常大道，始终都会建构出一本这样全知全能的天书，如果我们认识到了一点，那么所谓的不约而同，所谓的心有灵犀，所谓的因缘和合，很大的可能就是冥冥之中早就存在的天意。

为了追溯数据的起源，笔者甚至研究了认知心理学和创造性思维方面的理论。引用何克抗老师创造性思维方面的研究成果，人的思维是一种复杂而高级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的操作过程离不开头脑中的思维材料，而当人们把思维的材料通过物化的符号表现出来，以用于长久记忆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这种源于个人思维活动的符号化的社会沟通，让人类社会建构了广泛协作的基础，而数据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促进人类同伴之间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和发展而建立协作关系，人类用数据来刻画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现象和场景，信息的共享让个体的行为更符合群体生存的需要，凯文•凯利 (Kevin Kelly)的长篇巨著《失控》旁征博引地论证了社会系统最终发展的命运是没有控制的控制，社会将由其自然发展的规则支配，进行着自然的演化，而如同iPS细胞，在生命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因，基因也是一种自然生命普遍存在的数据形态。

受限于人类生命个体有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人类的认知只能部分地揭示任何一个思维对象与宇宙背景无限变化的本质联系，人类通过有限的思维活动也试图在共同建构的信息空间中逐步靠拢宇宙无限运动变化背后的本质，由于宇宙无限运动变化的万事万物存在本质上的普遍联系，因此所有运动和变化都不是孤立、离散和随机的，而是存在相互依存和因果牵连的确定关系，所有事物不确定的运动状态和存在方式都是绑在这张确定的因果网络上的一个个环节，有限的信息的不确定性总算在对宇宙万事万物相依缘起的无限运动变化背景下获得可以恒常理解的方向。

这种无常变化背后的恒常道路却是有限的语言无法准确表述的，老子“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不可以否认道是万事万物无常变化背后客观存在的真实法则和必然规律，而且道的作用并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而正因为道的作用是宇宙无所不在的普遍联系，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存在方式才有明确的轨迹可循，才能形成众生可以理解的各种短瞬间的信息呈现，对人类来说，更要认识到不同信息片段（现象）之间的因缘牵连关系才能形成信念，每个人都是依据信念才会采取行动的。通过这种独特的信息处理方式，人类才有能力摆脱大自然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物件”的他律地位，从而具有了超越于一切自然存在物之上、不受自然限制拥有自我创造性的自由和尊严——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

再进一步来说，人类所追求的创造的自由也不能脱离万事万物相依缘起的因果铁律，如果人类的行为脱离自然法则也必然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恶果，老子《道德经》就说过:“不知常，妄作凶”，佛教把色受想行识和苦集灭道的人生十二因缘归结为“无明缘行”源头，也印证了无知是人类思想源头的必然性，所以人类拥有自我创造性的自由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

因此，道这个概念隐喻了人类必须信仰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和存在方式的背后的相依缘起，人类的创造性正是通过一段段相依缘起的信息反复验证之下形成信条和信念，指导行动改造自然建构成为今天的世界——一个能影响宇宙自然演进过程的有精神意志力的人造世界，人的能力既然也是从道中来，则也必然不能打破道的约束而独立于宇宙演变规律而存在。而正是人的语言对道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唯有把所有关于道对人的作用归结为“业力不失（报应不虚）”的宗教神学陈述——无法解释，但必须相信。

联系到智能制造背后所依赖的工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本质上是工业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所形成的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人类发明的工业大数据既然也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类思想认知体系，而人类思想认知体系也归根到底还是由自然规律所支配，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智能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在自然规律面前与致良知存在本质上的高度统一才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需要的产物。

更进一步，随着人类认知能力提高，人类社会产生的数据总量也会越来越多，数字化生存的人类对于冥冥中与生俱来的宇宙天书可以翻开阅读的章节也应该是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的数字孪生，不恰恰应该是这本宇宙天书以数字镜像方式显露出来的过程吗？

的确，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智能和意识的分离，无意识的智能机器可以替代有意识的人类的工作职位越来越多，在智能上，人类已经逐渐被各种人工智能装备打败，但抽离了生命体验的人工智能装备再怎么发达，也并不能形成人性和意识，因此不可能具有自然生命中的认知主体性，离开了人类的生命体验，大数据驱动的智能装备自身并不能致良知。

所以，大数据本质上是人类致良知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智能制造也是人类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创造性社会活动，用工业大数据来实现工业生产行为致良知，工业才能创造出真正造福于人类的产品，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更应该是关乎人类文明演进的文化命题，这个命题恰恰落到关于人性的理解上，整个人类确实是由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支配的命运共同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自然界本不需要人有什么独特的创造，但宇宙既然产生了有思想的人类，那么人类思想的最大意义也恰恰应该是对宇宙意志这本天书的表达和演绎，“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唯有致良知的人类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万物之灵，也唯有遵从致良知文化的智能制造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智慧创造！

从良知的角度，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在全世界取得最终的功成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