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基层治理

手机和基层治理似乎是不搭边的两个话题，但如果，把手机二字换成“数字”“数智”“大数据”等等之类的词，就变成了“数字治理”“数智治理”“大数据治理”之类高大上的治理模式和创新。

事实上，无论数字治理、还是数智慧治理、大数据治理，治理的都是最底层，也就是基层，而，基层所能接触到的此类的治理模式，也只有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

手机，给基层治理模式的一些方面是革命性的。

比如，没有手机之前，通知靠有线电话，下个通知很麻烦，因此，不能做到随时、随地联系——这是工作运行模式的改变。

比如，没有手机之前，宣传只能靠喇叭头子、或者宣传材料、甚至是口口相传，有了手机之后，发个信息，就能做到最为便捷、高效、节约的宣传——这是宣传模式的改变。深层次一点，这叫动员模式的改变。

比如，没有手机之前，检查督导工作，要去现场实地查看、眼见为实，有了手机之后，直接在群里看现场图片或者视频，更加高效、节约、便捷——这是督导检查模式的转变。

比如，没有手机之前，群众反映问题需要去现场，办理一些事项，也要去现场，有了手机之后，很多事项，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反映问题、办理相关事项——这是服务模式的转变。

手机，给基层治理模式也带来另一些方面的改变

比如，基层干部们痛恨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群里安排、群里回复、群里指示、群里调研”群来群往的“隔空”工作模式，无数个工作群随时在发布指令、调度工作，令人苦不堪言。

通过一些APP，跟踪基层干部履职情况，比如巡河、巡路、巡林、巡山，有的通过相关APP进行“打卡”。

有的需要把纸质的材料，转变为“数字化“的电子版的材料，无数个人敲击键盘、将数据材料一一上传到“云”。

下载、推广各种有用、没用的APP，强制摊派推广下载工作任务，限定用户安装使用率，强制要求定期登录等。

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在线时长等强制使用“手机”，让手机成为提高生产力的第一利器。还有的要求基层干部们关注、点赞、转发、评论“四部曲”。

这些都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都是数字形式主义，这些都加重了基层干部的负担、助长了弄虚作假现象、扭曲了干部的政绩观，让干部们“隔空悬浮”，对于效率的提升以及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实际作用。

手机让工作走向极端

手机，本身的作用就是接打电话。换另一个角度而言，手机属于私人用品（排除一些单位发的工作专用手机），是需要花钱买的，使用流量、接打电话都是花钱的。但，拿私人的物品来工作，这算是什么呢？我们提倡无私奉献，但也要理清基层一些工作到底能不能通过手机去做。

实际上，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一些都容易走极端。对于手机的运用，结果延伸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实属不该，但这何尝又不是一个极端——把大量工作通过“手机”完成。

举个小例子：

通过手机进行通知、宣传，最大的好处并不是低成本、高效率，而是因为手机能够留痕，宣传信息直接截屏就好，这样也就算是通知了、宣传了，具体实效，就不得而知，

为了体现宣传实效，那么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打开宣传材料——需要点赞——需要转发——需要评论。

如果阅读量不够、点赞量不够、转发量不够、评论量不够，那么又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要给基层干部摊派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进而把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作为考核基层干部们的一项指标，在考核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只能强制辖区群众，或者弄虚作假......进而又给基层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好好的宣传推广，变成了令人厌烦的形式主义。

上面的问题，可能是共性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根子在哪里？手机，给基层治理带来隔空悬浮的原因在哪里？

手机，本无罪

手机，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对于生产生活都有着重要、积极作用的先进的工具。之所以会给基层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的问题，具体一点，就是许多人打着“提高效率”的幌子通过手机取巧“偷懒”，想通过手机“规避责任”，想通过手机“邀功求赏”。

许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相反，很多时候，需要的是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