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医疗投资面临变局

面向基础医疗的投资自从2015年以来渐成风潮，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推动的：政策、其他形态转型和外部资本的涌入。虽然政策支持力度较大、资金持续注入，但受制于基础医疗的市场特性和中国市场的独有挑战，基础医疗市场的发展仍须尊重其内在规律，无法获得爆发式增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用户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体制外基础医疗机构的发展仍将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这一过程较为漫长且财务回报并不明确，并不适合快进快出的热钱进入。

首先，政策推动的分级诊疗更多是在体制内循环且效果不彰。从政策角度来看，分级诊疗和强基层是近年来医改的重点，政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给予基层大量补贴和推动上级医院的帮扶来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增强。但是，基层医疗机构长期疲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是基层医疗机构收入低且无法发展科研，无法吸引优秀的医生，另一方面，大部分基础医疗机构缺乏药品和必要的医疗设备，无法为病人提供进一步的服务。即使上级医疗机构将名医和其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无法在短期内提高医生的素质和能力。

虽然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基药目录放开和大力放开第三方服务推动了部分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但从目前来看，这只是将原先因基药制度实施后被迫去三级医院开药的病人引流回来，而不是因为病人就医的第一选择就是基层导致的。而且，从数据上来看，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依然在持续增强，无论是从门诊还是住院来看，三级医院的占比逐年上升，而基层的占比逐年下降，三级医院的门诊和住院分别从2010年的13%和25%上升到2016年的21%和37%，而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和住院则分别从2010年的64%和31%下降到57%和20%。

再从亚洲的都会属性来看，病人就医更愿意选择大型医疗机构。因为东亚人群主要集中居住在都市而非郊区，即使在大规模发展郊区的过程中也是聚居而非分散式居住，因此，病人去大型医疗机构就医较为便捷，也喜欢大型医疗机构的一站式服务，特别是检查和药品在大机构更为方便的获取，无需多次往返。而且中国的大型医疗机构在为病人服务的流程已经优化，除了名医资源较难获取，其可及性较强，病人并不存在可及性弱而选取其他医疗机构的需求。另外，在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下，医疗服务价格不可能大幅度上涨。在这一背景下，加上中国医疗服务的收入主要集中在药品和耗材上，各个层级之间的医疗收费差距也不足以改变用户习惯。

其次，基础医疗投资的快速增长也来自其他发展形态的转型，尤其是互联网医疗面临困境之后，原先的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入线下，以此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并借此获得更多投资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挑战主要是大部分投资者和创业者并不尊重医疗发展的规律引发的，但他们进入线下同样没有理解市场的内在发展逻辑，仍然试图以其他行业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这一行业。基础医疗的内在逻辑是区域性、营收天花板和单店成本无法降低，再加上中国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和用户总体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不认可，从线上转型进入线下医疗机构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既无法满足原先的高估值，也不可能真正做大，只能在部分区域小规模的生存。

最后，外部资本的进入虽然在短期内推高了行业的投资规模，却也造成了大量的无效供给，并不能真正推动行业的变革。由于政策近年来加大了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力度，并取消了药品加成，体制外的低端医疗机构与其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弱，无论是从医生的能力还是依靠药品盈利的模式，体制外医疗机构未来的危机会越来越大。而在商保仍较弱小的前提下，中高端医疗机构仍然主要依靠自费用户来获得发展，限制了其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虽然市场非常看好消费升级可能带来的市场扩容，但根据LH在2017年的调研显示，中端人群虽然在消费领域有服务升级的需求，但在医疗领域仍然首选公立医院特需而非中高端私立医疗机构。这表明体制外的医疗机构希望借助消费升级来扩容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因此，虽然基础医疗的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推动，但这些因素并不能真正推动基础医疗的爆发式增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发展的阻碍。因此，体制外基础医疗的发展仍需等待政策所引发的整个体制的变革才能出现转机，在体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前，基础医疗无法获得大规模的增长。当然，由于医疗需求的持续增长，体制外的基础医疗仍将获得增长，但更多的集中在消费属性上，而非刚需性的医疗服务上。

总体而言，基础医疗的发展仍需较长时间，市场远未到核心变局出现的时刻，当前的热潮依旧是重复几年前的互联网医疗投资泡沫而非市场已经出现真正的转折所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