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问题少年，现在是一个问题作家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很感谢你们今天前来。我要对很多人说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读者，谢谢你们读我的书，非常感谢。

感谢上海图书馆给我这样的机会做讲座，提供了场地和这么好的条件。感谢非常出色的出版人黄育海先生领导下的上海九久读书人，没有他们我的书也没有办法在中国出版。

今天，我是这么准备的，我打算讲20多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展开对话，我觉得对话才是更有趣的。

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写作，也帮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我口述，我妈妈做记录，首印只有一本。我们把这本书写在木纸板上，钉了两个小洞，我现在还有这本书。（丹·布朗展示给大家看）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长颈鹿、猪和着了火的裤子》。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悬疑小说，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准备给大家上演这部悬疑剧，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表演了。

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从不羞于告诉别人她的信仰。我小时候踢足球，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踢足球，她的车牌上面写的就是一个字，这个字是古希腊语，意为“上帝”。她想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告诉大家，她信仰上帝，她是基督徒。在受到母亲基督教方面的影响的同时，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非常有趣的是，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老师，一位数学家，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数学教科书。他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数学，是科学。父亲当然也有一些宗教方面的经历，但是那些经历其实都和数学方程式有关。由此你可以看出我是怎样的一个矛盾体，我的童年充满了矛盾，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少年，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作家。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宗教热情的母亲，为数学痴狂的父亲，你可以想象，童年时的我是多么精神分裂啊。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的母亲会做很长的餐前祷告，但在母亲做祷告的同时，我的父亲就会用小胡萝卜给大家切出不同的几何图形。哦，对了，忘记告诉大家，我父亲的车牌上面写的是一个数学单位。我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小时候，当我去踢足球的时候，有时是母亲开着“上帝”的车去送我，有时是父亲开着写着数学单位的车送我，于是我的朋友很早就知道我的父母亲，一个对上帝特别热爱，一个对科学特别热爱。

虽然我的父母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家庭非常和谐，父母亲都非常尊重对方。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一开始也没觉得什么，直到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我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对立，也不是所有这么对立的人都可以成为夫妻。在基督教《圣经》的教义里，他们说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但是我在课堂上学到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和所有的动物，但是就在前一天我可能就去了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我看到了化石，我了解到了进化论。所以有一天，我碰到一位神父，我问他应该怎么对待如此的不一致，我其实是想问他哪一个故事是真的呢？这位神父就跟我说，好孩子是不问这样的问题。

我像那位神父说的那样，像所有的好孩子一样，开始不问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这样的问题着迷起来，这样的问题渐渐演变成了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成了我生活的主题，写作的主题。

在写作《本源》时候，我做了很多研究，我和科学家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工智能。很多科学家当时就对我说，他们都相信有一天人类将发明出人工智能机器，而这个机器是有自我意识的。

因为科学家说可能会发明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我就开始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放在黑暗中，放在黑色箱子中，什么都不告诉它，不告诉它谁创造了它，也不告诉它为什么创造它，就让这个机器默默在黑暗中生活着，就像人类在黑暗中生活一样，那么这个机器会不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呢，它会不会问它是怎么来的，谁创造了它，它会不会像人类一样编写一些故事、一些历史、一些神话呢？简单说就是，这个机器会不会有好奇心，它会不会想自己的本源，它会想知道什么。我就在想，如果它特别想知道特别想找到这个答案，它会不会像人类一样去编织故事，去编织一些人工的故事，说服自己的本源，而不是承认它不知道。

不管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如果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也会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创造了我们人类，创造了生命，它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能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当我们仰望星空，享受这个美妙的时刻，或者当我们抱着新生的婴儿，或者当我们坠入爱河或者当我们想到人会变老会死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普世的经验。

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的情感和经历如此相似，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那么多不同的宗教，存在着那么多不同的教义？其实我的答案是，这些宗教都非常相似。当我们想量化我们的经验，想记录我们的经验，想分享我们的经验，当我们想用一种建筑学理论来解释一些神秘的古老建筑，当我们想用事实解释一些隐喻，当我们想用不同语言或者叙述方式表达我们的情感的时候，不同的宗教才会出现。

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不管这个指南针是由信仰驱使的，还是哲学，还是家庭，还是朋友，还是所有的这些的结合，这个指南针都存在我们的心灵里，而且它们带着一些绝对的价值观。不管我们住在哪里，说什么语言，信仰什么宗教，这些价值观其实都是不变的。这些价值观总结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人要善良，不要残忍，人要创造，不要破坏，人要去爱，而不要去恨。

我知道今天下午很多人看了《达·芬奇密码》的电影，那么我接下来就讲讲这部书是怎么变成电影的。

其实在这部电影拍摄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片场，那是我第一次去片场。这个影片的拍摄地在巴黎一家非常小的博物馆，叫卢浮宫，而且是在午夜的时候。那会儿卢浮宫游人都不在了，只留给摄制组，摄制组的人都在忙，于是我一个人在博物馆里游走。我站在《蒙娜丽莎》这幅画面前，我就觉得这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特别，似乎这还不够，我一转身在一间大房间里看见一位神父穿梭而过。我的父母也来片场看电影的拍摄，他们来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很害怕母亲看到汤姆·汉克斯时就变成“迷妹”，我也担心父亲对摄影师的拍摄角度指手划脚，但还好他们表现还不错。我母亲觉得片场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会听见在看电影的时候听不到的台词和对话，比如“快把那个尸体移开”“他的脸上不要放血”“汤姆汉斯先生突然说你可以用洗手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快给抹大拉的玛丽买一瓶无糖可乐”。

我很快就会结束我的演讲，但在结束前我还是想谈一点严肃的话题。

我想说的是，人类从生火到生产汽车，中间经历了一百万年的时间，然后又花了几千年时间发明了印刷，然后又花了两百年的时间发明了望远镜，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用非常短的时间制造了蒸汽火车、汽车、太空船，现在又在过去的20年间实现了基因转化技术。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其实是以月来计算的了。

从今天开始到不远的将来，超级计算机可能就会变得像算盘一样大小，我们今天看到的手术技术在将来可能会被看成很原始的医学技术，而我们现在用的能源技术，在将来的人眼里就像我们这些古人在用蜡烛点灯。25年前的我们怎能想到25年后我们能用到如此高的科技，人类发展已经以几何速度计算了，人类的发展速度、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已经以几何方式计算，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距离已经渺小到了微乎其微。

未来的科技能让我们做的事情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我们的探索力和创造力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就出现了问题，科技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哲学思考能力，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能否跟上科技发展的节奏，以至于我们在使用新科技的时候，有责任心地使用这个科技。

当我们面临未来道德困境的时候，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吗？事实上，自古以来所有的信仰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不同的上帝、不同的宗教会在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知道每个人的决定都是不一样的，我也希望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记住我们出生的时候，基因中并不带着信仰，我们只是出生在不同的文化中，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

世界越来越小，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信仰都是绝对的、极端的，认为和我们想法不同的人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人类希望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必须不怕提问，更重要的是不怕对话，特别是与和我们观念不同的人对话。

作为结束语，说到对话和交流，我想再一次感谢今晚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场地可以和大家相聚在上海图书馆。很简单，是因为书的力量，是因为书这样一个小小的用纸做的物品为我们的分享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是超越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