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新现实与旧情感——从李宏伟《现实顾问》谈起”发言摘编:徐刚、罗雅琳

科幻小说的俗套与反俗套

徐刚

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其实都已经说了很多,刚才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科幻其实和现实并不矛盾。我觉得科幻文学吸引我们的地方恰恰在于,首先它有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非常新奇的想象力,科技的奇淫巧技的东西。这种叙事奇观,吸引着我们往下阅读。另一方面,科幻它肯定是指向现实的,它一定具有寓言性,一定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的,几乎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没有寓言性的科幻小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幻和现实其实并不矛盾。

但是我们在讨论科幻文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那就是科幻文学常常会走向一个叙事俗套的东西,就像刚才松睿谈到的人文主义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俗套。今天的我们似乎陷落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对于科技失控的忧虑,以及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之中,并为此差不多都染上了科技主义的“忧郁症”。因而今天的科幻文学,总体上的美学意味也是忧郁、焦虑,甚至是具有末日气息的。因为,这种技术妖魔化的美学策略,是科幻这一文类的古老偏见。包括我们现在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总会担心人工智能有一天会取代人类,机器人会杀人,这是科幻文学里最常见的忧虑。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开的汽车每年会杀死10万人,我们却不觉得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反而会经常抱怨路上会堵车。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科学带来的警醒,而非理想主义的乐观想像。科幻早已丧失它天真的孩提时代的科普功能,并且在向着把科学技术妖魔化,把未来黑暗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文学性的人文主义成为科幻文学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此之中,对于科学的怀疑、质询与反思成为流行。我们似乎总是怀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假想,即认为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便可以妥善解决。这种人文主义的庸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动辄便叫嚣着反现代,反科学,以求重返自然。这种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在技术和人文的争斗中,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文主义一边,我觉得就是科幻文学最大的叙事俗套。

李宏伟的小说似乎也是这样,似乎就要落入到这个人文主义的俗套中。我们看《现实顾问》,小说具有一种天然的道义,那就是必须保卫我们的现实感,保卫真实,保卫我们的生活世界,让它们免于VR,免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侵袭。这一方面是对抗技术的侵袭;另一方面也是对抗无孔不入的资本的殖民。用自然和人伦,来对抗技术和资本,这是小说的基本矛盾,也是小说竭力达成的某种正义。为了清晰展开这种基本矛盾,顺利达成这种天然正义,小说采取了一系列的修辞方式。比如,为了突显与技术梦魇的相对,小说不断穿插呈现白条湖的美景,呈现那种悠然,恬淡,怡然自得的自然之美,这里面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冲动。而为了赋予觉醒和对抗以终极意义,小说还额外穿插了“砸碎铁屋子”的隐喻,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等启蒙主义主题。这在《国王与抒情诗》中也有呈现。国王的绝对律令,是要消灭抒情诗。在他看来,在通往人类不朽的路上,抒情诗的语言是一个麻烦。他要以技术理性的方式追求人类大同,用他的“精确和冷酷”,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而抒情诗则坚守着人之为人的人文主义根基。

但李宏伟并没有停留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纬度,他更多表现出暧昧和游移,体现更多思考的层面。他在俗套中反俗套,在熟悉中制造惊奇,这是李宏伟的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到了《国王与抒情诗》的后半部,剧情有一个翻转,帝国的反抗者最后成了帝国的继承人。国王又并非绝对之恶的代表。尽管抒情诗是语言的冗余,是一种浪费。但国王的绝对律令并不是要完全消灭文字,而是希望和他的反对者一道,在二元对立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为人类意识共同体打上抒情根基。按照这样的思路回到《现实顾问》,小说其实有一种冷静和清醒。作者有意制造某种伦理的困境,通过母子关系的桥段引入科技的另一个纬度,母亲通过现实呈现的方式死去,突出科技的美德和良善。也就是说,技术并非绝对之恶,它制造出的善意的谎言,可以维护弱者的尊严。小说里的周兴并非自然主义的绝对坚守者,而是通过信息游击战,来与帝国周旋和对抗,盗取帝国的资源帮助弱者。这里体现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化,也体现对新的科技伦理的期待。

李宏伟的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科技的态度并不是斩钉截铁的,他其实试图打破科幻小说通过情怀获得文本动力的惯常模式。但他并不是拒斥情怀,而是将情怀的东西放在隐而不彰的层面。有句话说得好,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未来的来临不可避免,面对新现实,他不是以挽歌的方式留恋或坚守旧情感,而是尽可能实现一种转移和变通,将所谓的“旧”尽可能多地容纳到新的伦理中去。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李宏伟的有关科技与人文的哲学理念。我觉得这是他的小说最有意义的地方。

消费主义幻象和走出幻象的两种方法

罗雅琳

罗雅琳,青年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白惠元师兄说我比较新鲜,我人可能新鲜,但观点不一定新鲜,不过也只好姑妄言之。我读《现实顾问》这篇小说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超级现实公司的挣钱方式是将每一个具体的现实折算成可以计量的现实币。也就是说,现实是可以拿去卖钱的。一方面,我觉得这个理念,是这篇小说最富于奇情狂想的一部分。以前的科幻作品,好像顶多就说等未来地球的生态破坏到一定程度,人们需要去购买空气。空气是大家都需要的而且本来是免费的,突然有一天要用钱去购买,那就好像很可怕。可是没有人写过现实是可以拿去卖钱的,可以被一个公司用来兜售,这就更可怕了。而且,作者对于现实的珍惜可能也体现在这一点当中。也就是说,现实成为了一种可以用于被出售的资源。在现在的商品逻辑当中,这好像把现实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另一方面,这个最富于科学幻想的部分可能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部分。因为,我们从现实可以被拿去卖钱这件事情上所感受到的恐怖,不是科技本身带来的,而是消费主义带来的,是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它不是未来的一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而是现在已有状况的扩大,是我们身处在其中的、消费主义的触角正在不断在延伸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扩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寓言化地切中了消费主义强大的吞噬性。我接下来想问的是,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注意到小说中有一处非常隐微的笔法,孙燕来在介绍分公司运营情况的时候说,以前的分公司还需要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医院等合作以推广眼镜。这几个都是国家机关。这句话看似无心,其实点出了消费主义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共谋。超级现实公司在人的角膜上贴眼镜,就是现在流行讨论的“后人类”或者说“赛博格”的设想。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用技术来改造人体的“赛博格”构想,其实开始于冷战时期的太空军备竞赛,所以,写作《赛博格宣言》的唐娜·哈拉维说赛博格是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刚才前面有很多老师讲到了《现实顾问》中资本和技术的合谋,我认为其实小说还体现出了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合谋,《国王与抒情诗》中被命名为“帝企鹅”的公司和“国王”这一称呼也有相关的对话性。

另外,这篇小说吸引我的部分,是在白条湖的段落中出现了非常多非常细腻的风景描写。比如说太阳,星星,湖面,水鸟。还有捕鱼和采茶等活动。我在这些段落中收获了很大的美感。我想追问的是,这些美感到底是怎么获得的?首先我发现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摘掉了眼镜的周兴的眼睛看到的,里面会强调周兴“看”的动作。我们都很熟悉柄谷行人的观点,这样的风景是内面的风景,是和人的内在心灵有关的风景。而在戴上眼镜的世界里面,出现的不是这样的内面风景,而是对于自然风景的模仿和抽象,比如唐山下班时出现的是“柔和的青草绿”,这是一种对于风景的模拟。比如老周说超级现实公司要把白条湖变成海、变成西湖、变成洞庭湖,这是把具体的、特殊的风景变成了抽象的、普遍的风景,把内面的风景变成了名胜古迹。人们在面对名胜古迹的时候想起的不是自己,而是它关联着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具体的风景是和我们的内在心灵和内在情感密切相关的。柄谷行人说我们看到风景的时候,难忘的不是风景,是和风景有关的人。小说当中这一部分风景的美丽是来自于它和人的心灵相关。

而另一部分的美丽,我感觉它来自于人的生活,尤其是人的劳动。小说写到老周当年自己掏钱清污治理白条湖,才有了白条湖现在的美丽。这个情节其实让我马上想到了一位现代作家,一位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土”的作家,就是赵树理。我当时在读刘慈欣的时候,也把他和赵树理进行过对比。为什么我说想到了赵树理?赵树理有一个小说叫《地板》,1946年写的小说。《地板》里面,让农民知道土地和粮食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地主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在土地上投入了劳动。也就是说,劳动是一种让人和自然关联起来、让人和自然产生亲近感的方式。另外,小说还写到了老周捕鱼、喝鱼汤、采茶,还有和老周素未谋面的茶友。小说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讲述鱼汤多好喝、茶叶多香。我想,它们可能和第二部分中唐山叫外卖的情节构成了对比。唐山想购买的淮南豆腐宴套餐只是一个“现实呈现”,他真正吃下去的东西是粥和小菜。而在那个没有装眼镜、没有交出白条湖的老周那里,可以喝到好喝的鱼汤,可以喝非常香的茶。这些具体的而非作为现实呈现的实物,像风景一样再次提供了具体可感的记忆,并且把分享这些记忆的人联结在一起。因此我觉得第二章唐山点外卖的情节中,有一句“就着丰盛的过分的现实呈现”,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反讽的妙笔。小说向像我们展示的是,现实眼镜提供的是一个丰盛的幻象,而老周那种不戴眼镜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丰盛。那么,回到我刚才讲的消费主义的问题,提供丰盛的幻象来诱惑人,其实是消费主义常用的伎俩。比如说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开头讨论的就是丰盛。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感到这篇小说比较有力量的地方,在于它给出了对抗这个充满幻象的世界的两个方法。虽然这两个方法都只是迈出一步就停止了。分别是唐山的方法和周兴的方法。唐山的办法就是摘掉眼镜。他知道戴眼镜的世界是虚假的,知道不戴眼镜的世界才是真实的,然后要求大家取掉眼镜去面对真实。这是很悲壮的,但也是存在问题的。当大部分人都戴上眼镜之后,现实的含义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小说中,摘下眼镜之后,发现现实好像蒙着一层什么东西一样。唐山最后也说他取下眼镜可能只是一个梦。另一方面,我觉得周兴的办法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不光是要建立一个盗版现实公司,我看到后面老周还告诉他,不要硬性对抗,而要主动出击。我们从摘掉眼镜的那个部分里面,都会看到柏拉图《理想国》中“洞穴之喻”式的内容。刚才大家都讲到了,这篇小说当中有一种卢梭式的对自然的、原始的浪漫梦想。其实我们在用这两个比喻的时候,也要发现这两个比喻其实还有另一层面。比如说,柏拉图讲洞穴之喻的时候,讲的是走出洞穴的人应该再回去,应该要和锁链绑住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卢梭在批判社会风俗的腐败之后,多次讲的是“人性往而不返”,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原始的生活当中去,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所存在的社会。卢梭给出的办法为什么最后推向了社会革命,就在于他说我们必须创造社会以重新创造自身。这其实就是周兴的办法。所以我在周兴的办法里面看到了革命的可能,一个微小的可能。因为我注意到周兴不是一味地说要戴上眼镜或者是取下眼镜,而是他有一个戴眼镜和取眼镜之间非常自如的转换,他已经实现了走出洞穴和回到洞穴的自由,他已经实现了在戴上眼镜的社会当中还能够自由生活、还能自由选择的自由。所以我在想,他可能就是柏拉图笔下的那个走出洞穴又回到洞穴、和被锁链绑住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卢梭笔下的那个不是寄希望于重回简朴幸福的自然状态,而是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中重新寻找通往未来自由之路的人。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后人类,面对赛博格时代时应该采取一个态度。

最后我讲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和小冰聊了两句天。小冰聊了一阵之后突然说: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你想问什么?它问什么叫不严格,我说不严格就是不符合科学,它说:“很符合我的艺术气质”。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科学与艺术、技术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可能不光是我们走不出这样的二元对立,小冰也没有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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