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将改写命运：为什么一个美国孩子被变成“转基因生物”

CRISPR-Cas9技术的诞生，堪称近年来医学领域最重大的突破之一。人们寄望于这把“基因剪刀”能攻克不治之症，其开发者也因此荣获诺贝尔奖。然而，现实却颇为残酷：大多数急需此疗法的患者，因种种限制无法接受治疗。不过，最近一名婴儿从遗传病中获救的案例，为无数患者点燃了希望之火。

“儿子在我眼前日渐衰弱”。许多疾病源于遗传缺陷，DNA中的一个“小差错”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2012年，可编程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纠正这类错误的曙光。

据诺贝尔委员会介绍，这项技术的主要开发者是法国科学家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和美国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她们在2020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值得一提的是，沙尔庞捷虽在俄罗斯出生长大，但90年代便移居美国。

在同事获奖两年后，乌尔诺夫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坦言：尽管技术上已具备治疗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仍无法接受CRISPR治疗。

乌尔诺夫透露，许多遗传病患者及其家属曾写信向他求助。他引述了一位患有影响认知、语言和行动能力缺陷基因的男孩母亲的话：“看着儿子在我眼前日渐衰弱，我心如刀绞。”

另一封来自两岁女孩父母的信则更加揪心：他们的女儿“可能活不过明年”，因为基因突变正导致她心脏衰竭。类似这样的求助信不胜枚举。

这些患者的共同特点是，疾病源于单个基因的功能异常，且每个突变都独一无二。这意味着需要为每位患者量身定制药物，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药物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

“这实在令人愤慨”。根据现行法规，每种CRISPR药物都必须经过从动物试验到临床试验的所有阶段，才能获批用于患者。这一过程耗时数年，最终产品成本高昂得令人咋舌。

“谁会投资1000万美元研发一种只能治疗一个人的药物？”乌尔诺夫质问道，“即便有钱，患者也很可能在实验完成前就不幸离世，这实在令人愤慨。”

乌尔诺夫感叹道，许多人因此痛苦离世，只因技术和法律限制，使得现成的疗法无法惠及他们。

迄今为止，CRISPR治疗成功的案例多针对突变不唯一的疾病，即药物可适用于一定数量的患者。

但情况似乎正在好转：今年5月，有报道称，首位患者成功接受了专为其设计的CRISPR药物治疗。

“我既兴奋又恐惧”。KJ·马尔杜恩出生于2024年，患有罕见的CPS1缺乏症，这种遗传病每130万名婴儿中才有一例。患者身体无法有效去除氨，这种气体不断积累，可能导致严重脑损伤甚至死亡。传统治疗方法是肝移植，但儿童患者无法接受此类手术。因此，KJ的父母同意尝试实验性治疗。

KJ在病房里度过了六个月，接受特殊饮食治疗，蛋白质含量低，有助于气体排出。保护他免受疾病侵袭至关重要，因为简单的SARS病毒感染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幸运的是，在医生的精心照料下，KJ尽管体重严重不足，但状况尚算稳定。

当KJ六个月大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编辑研究员基兰·穆苏努鲁为他注射了第一剂经过弱化的药物。

由于时间紧迫，药物研发过程迅速且无私。多家制药企业参与其中，仅收取原材料费用。乌尔诺夫和他的同事们也伸出援手，据他所说，伯克利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这种临床级CRISPR药物的制造速度前所未有，监管机构也迅速行动，按时发放了所有必要许可证。

穆苏努鲁于8月开始工作，2月，他见证了成品药物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一名年轻患者体内。“我既兴奋又恐惧，”他回忆道。而这个男孩，如今已永远载入世界医学史册，他在关键时刻安然入睡。

“基因披萨”的奇迹。服药后两周内，KJ便能摄入与健康儿童相当的蛋白质。但他仍需药物辅助去除血液中的氨，这表明基因编辑尚未完全修复每个受影响细胞的DNA。

22天后，医生为他注射了第二剂药物。此后，其他药物的用量减半。在此期间，KJ不幸患上了几种病毒性疾病，这些疾病通常会导致氨水平急剧上升。

5月初，KJ注射了第三剂药物。现在断言他是否能完全停药还为时过早，但情况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基因改造取得了成功，KJ现在感觉良好，体重也在增加。他正为出院做准备，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科学家们希望KJ治疗的成功能简化CRISPR药物的制造流程，使其生产更快、成本更低。乌尔诺夫将这种药物比作披萨，每次的配料都会略有不同。在他看来，无需从头研究整个烹饪过程以确保安全，就像揉面团一样。

全球约有4亿患者患有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的7000种疾病之一。这个小男孩的康复，似乎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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