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你有勇气向学生认错吗?

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的5年,先后有3位老师指导过我的研究工作。除了后来指导我博士学位的Dave Rayner博士外,Vince Hathway是我的第二任指导老师,也是指导我为NPL设计的X.25网和DCN(Data Communication Network)之间的网关相关的工作的两位老师之一。尽管我们相处时间不长,但却是至今难以忘怀的老师之一。

Vince当时多大年纪,我未问过也不便打听,但从他那颇像恩格斯的大胡子形象,难免会高估他的年纪。Vince有丰富的高级语言的编程经验,在前期硬件设计与调试工作完成之后,它被指派为我的第二任导师。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传授的许多思想和经验,现在看来应当被视为“软件工程”的方法学前期的思想。与他相处,对于在国内工作期间仍然在使用机器代码编程的我来说,自然受益匪浅。

因为NPL是英国的国家实验室,如果没有英国人在实验室,保安将客气地清场。Vince是一个喜欢工作到很晚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这给了我这个外国佬提供了“赖”在实验室的机会。直到他调离NPL到英国工业部信息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一同下班,通过绿树与青草间的小径,在梅花鹿群的陪伴下,穿越Bush Park一直走到他乘长途车的车站。正是这一段经历,给了我一年练习口语的绝好机会。

20多年过去了,往事已经开始淡忘,但与Vince相处的一件小事却使我永远难忘。Vince开始指导我的工作时,我的网关软件已经开始调试。一天,Vince在读了我的程序源代码后来我的办公室,神情较为严肃地对我说:There are some serious errors in your programs, we must discuss the whole design from the beginning。碰巧,前一周我的网关已经初步通过协议转换和双向数据传输实验,一周来运行情况良好,许多用户已经开始使用我的网关访问英国的X.25公用数据网。我当时感到他说话时带有一种瞧不起人的口吻,在“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余毒的影响和狭隘名族主义的意识支配下,我极不客气地对他讲:“可以讨论!但作为导师,如果方案有问题,首先是你的失职;你刚才的口气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如果讨论结果证明我是对的,你应当给我道歉!”。

当天我与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讨论,最后他对我说,我晚上再回去看看源程序。第二天,他来得很早,一见面就对我说:“I owe you an apology, your design is correct. I am sorry for what I have said yesterday.”。

这次小不愉快的事件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关系,他还主动介绍参加了英国ISO的两个对口工作组的工作,使我有机会参与OSI/RM的标准化活动,可见英国人在科学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于承认自己过失的坦荡胸怀。

时过境迁,我也已为人之师多年。回顾我在多年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也不乏过失。每当我指责学生的过错之后,常想起当年这段往事。我办事较为认真,对自认为不对的事,颇有“嫉恶如仇”(缺乏修养!)之态,大概我的学生们都有些怕我。有时我也反问自己:我是否也因工作不细而委屈过我的学生?如果发现自己错了,自己有勇气像当年Vince那样给学生认错吗?这也许是值得做老师的人“日三省吾身”的理由。

韩愈关于老师的名句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之“传道”,恐怕应当首先是为人之道,然后才是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之道。我的外国导师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了为师只榜样,但许多素质却是与整个名族的人文背景相关。对于我们这一代在60-70年代“成熟”起来的人,要学到为师之真谛也难。

面对我国人才培养的“大跃进”,一个老师指导数十个博士、硕士研究生,他对学生的工作能了解多少,又能指导多少?特别是那些什么专业都能指导的大“家”,开会之余有多少时间属于学生?我常想我们这一代教师,也许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愧对学生之感吧!

曾华燊,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绝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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