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起点,是患者巴里被一块燕麦饼干噎住——饼干没有进入胃里,反而呛入肺部。他因此心脏骤停,最终住进了我负责的重症监护室。
巴里活了下来,但我对一个话题的热情却没有随之消散,反而开始探究更深层的问题: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每天都会遇到生命垂危的人,当我竭力理解他们的病情、思索治疗方案时,脑海里总会冒出关于动物的疑问:长颈鹿是如何呼吸的?这能否帮我们治疗哮喘?袋鼠为什么有三条阴道?这对人类体外受精有启发吗?考拉为什么会吃屎?我该让自己的孩子尝试吗?蚂蚁又能如何帮助阻止大流行病?听起来很奇怪,对吧?但仔细想想,大自然在几百万年前就已演化出各种生存方案,用这些方案解决21世纪的医学难题,似乎也没那么离奇。
于是,我开启了一场探寻之旅。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早已存在的古老联结——这场探寻既带我走向遥远的未知,也让我重新审视眼前的日常。可没想到,我的旅程被一场病毒大流行粗暴打断,而这次疫情恰恰证明: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可以,也必须更紧密地融合,最终成为“同一种医学”。
旅行计划取消了,日程本里填满了加班与夜班。我退掉机票,把目的地换成了一个地下洞穴——它离我小时候在南威尔士的家只有几公里远。在手电筒的微光中,我的双脚踩在了两万年前另一个人曾站立的地方。
两万年后的今天,正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扭曲,引发了这场病毒大流行。此刻,我站在同一个洞穴里,凝视着同一幅画面:在威尔士崎岖海岸线深处的岩石上,刻着一只长着巨大鹿角的美丽驯鹿——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洞穴壁画之一。我的考古学家向导乔治·纳什博士告诉我,绘制这幅画的艺术家,很可能是一个惯用右手的孩子,而他对一同生活的非人类动物,有着极深的理解。
12个小时后,我站在了世界上医疗最发达的场所。虽然不再需要在地下用火炬照明,但我依然凭借对非人类动物的深刻认知,帮助拯救人类的生命。
在一个异常炎热的英国夏日,我参观了查尔斯·达尔文在英国乡村的故居。车子驶过几个小村庄,最终停在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大房子前——达尔文与妻子及十个孩子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写下了许多改变世界的著作。
在房子的楼梯下方,一个小木柜的上方,悬挂着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唯一一幅插图:用墨水勾勒的进化树,描摹着我们遥远的生命谱系。插图旁只有三个简单的字——“我认为”。
漫步在山毛榉、核桃树与樱桃树环绕的规整花园里,我找到了达尔文的“思考之路”。这条四百米长的小径,是他散步、思考与获得灵感的地方,也是他曾突发心绞痛的地方。后来,他在能俯瞰桑树的卧室里与世长辞。我沿着小径行走,耳边交织着鸟鸣、蜜蜂的嗡嗡声与远处的飞机轰鸣,眼前掠过马群、牛群,还有正在进行的板球比赛。这是一场悠闲的漫步,可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些碎片:被饼干噎住的巴里、长颈鹿的脖子,还有袋鼠的阴道。
《物种起源》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也让达尔文声名远扬。但他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由来》,再次颠覆了世界的认知——达尔文在书中证明:人类与动物之间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还写道:“爱一切生灵,是人类最高贵的属性。”
然而,如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似乎早已破碎。我们花在动物身上最多的时间,往往是在它们成为餐盘里的食物,或是实验室的培养皿样本时。我们吃动物,用动物做实验;我们将它们置于恶劣的环境中,这不仅摧毁了它们的幸福,也损害着人类的健康与地球的环境。
可如果,我们与动物的关系只是出现了裂痕,而非彻底断裂呢?如果问题的根源不在全人类,而在每个个体身上呢?如果修复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纽带,就能让我们共同的生活变得更紧密、更美好、更高尚呢?
书中每一章,都会聚焦生活在陆地、空中与海洋里的生物,之后我们会深入地底,探讨死亡与永生的话题。而我始终在追问:倾听动物的声音,真的能帮助我们应对死亡,甚至触及永生吗?真的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
(作者为威尔士大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卡迪夫大学荣誉高级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马特·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