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时机的人口学趋同：性别与教育扩张的交叉视角

一

研究背景

传统的人口转型理论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中低收入国家（LMICs）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上会沿着高收入国家（HICs）走过的道路下降，从而导致全球人口特征的趋同。已有关于“人口趋同（convergence）”的研究多聚焦于死亡率与生育率，而对家庭形成（尤其婚姻时机／首次结婚年龄）的趋同研究相对稀缺。与此同时，全球经历了大规模的教育扩张与性别教育差距收窄，而教育被认为是影响成年早期转变（如婚姻时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基于此，2025年发表于《Demographic Research》“Demographic convergence in marriage timing: Intersecting gender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提出：当不同国家在教育水平上趋同时，婚姻时机是否也会随之趋同？该研究探索将教育扩张作为婚姻驱动的关键因素，并纳入性别视角分析——女性与男性在教育扩张速度、婚姻延迟上的路径可能不同，从而影响性别差距与整体趋同态势，对婚姻时机趋同的全球模式进行研究。

二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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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研究结合了两个宏观数据库的时间序列数据（1950—2015年），并将两套数据通过最近年份匹配（匹配允许两年内差异，超出则不配对），最终样本为144国。一是世界婚姻数据：研究使用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世界婚姻数据（WMD）中的单身人口平均初婚年龄（SMAM）（按性别分别计算）。二是Barro-Lee教育成就数据集，从中提取多项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按年龄段（25–64岁）统计的“曾就学”与“完成”三阶段教育比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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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变量

因变量：国家层面、性别层面的单身人口平均初婚年龄（SMAM）；婚姻时机的性别差距（男SMAM—女SMAM）。

自变量：教育成就的性别差距（女平均受教育年限—男平均受教育年限）、各类教育成就指标的国家平均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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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β－趋同分析方法（β-convergence），把传统经济学增长文献的β－趋同框架搬到“随教育变化的婚姻时点趋同”检验中。其核心计量模型是回归初始的SMAM水平对SMAM随教育扩张的变化率。若回归系数β为负值，则表明存在趋同；若为正值，则表明发散。模型同时引入国家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间不可观测的时间不变差异，误差按国家聚类，估计时为不同教育指标分别回归（年限、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参与/完成），对极端值进行剔除并以每国观测点数量加权，实施多项稳健性检验，以识别婚姻时机的趋同规律。

三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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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模式

全球婚姻时机在教育扩张维度上出现显著趋同

在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的β-趋同检验中，女性SMAM与男性SMAM均呈负的β系数，且女性的趋同速率约为男性的两倍，表明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初婚年龄较低（落后）的国家向初婚年龄较高（领先）的国家靠拢，且女性的靠拢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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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梯度”效应

更高教育与“完成”更重要。

研究揭示了两类稳定的“教育梯度”：一是教育层次梯度：越高层次的教育对SMAM趋同的推动越强。即高等教育扩张对婚姻时机趋同贡献最大。二是教育完成度梯度：完成比仅“曾就学”对趋同贡献更大，说明教育的“完成率”或学程终结对于婚姻时机的影响比单纯入学率更有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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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与性别差距反向证据

虽然女性与男性在SMAM皆呈趋同，但女性趋同更显著（β系数更负）。意味着教育扩张使得各国女性首次结婚年龄的差异缩小得比男性更快。但研究发现一个“反向证据”，婚姻时机的性别差距（男SMAM—女SMAM）会随着教育成就的性别差距（女平均受教育年限—男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扩大而增大，呈发散态势。这表明，女性在教育上获得的相对优势，并未能如预期那样促使婚姻行为上的性别差异趋同，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初婚年龄推迟的速度并未与女性同步，从而导致两性在婚姻日程上的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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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异质性与稳健性

子区域剔除分析显示，总体教育梯度与趋同结论在大多数子区域内稳健，但剔除欧洲和北美两个区域后会使女性SMAM在婚姻时机上趋同性更强（表明这些地区内部变异性较大）；另一方面，剔除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也会改变系数幅度但总体模式依然存在，表明中低收入国家（LMICs）在驱动全球婚姻时机的趋同，与以往关于生育率趋同的研究结论（LMICs导致发散）形成鲜明对比。总体而言，跨区域的异质性较低，显示一种较广泛的“全球性”趋同趋势。

四、研究贡献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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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层面，一是主题拓展，将人口学趋同研究的讨论从生育与死亡扩展到家庭形成领域（婚姻时机SMAM），拓展了“人口趋同”的理论边界，填补了家族人口学领域的空白。二是方法论创新，将β－趋同分析框架从“时间维度”转换到“教育成就维度”，以教育水平的变动作为收敛尺度进行检验，对传统收敛分析进行概念性扩展，为理解人口趋同提供了超越“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解释框架。在现实层面，研究表明，旨在通过影响婚姻促进女性经济独立的政策，其关键在于将教育重点从“入学”转向“中高等教育的完成与质量”。若教育扩张伴随性别失衡，反而可能导致婚姻行为的新不平等，因此必须同步推动性别平等措施。此外，婚姻年龄的变迁对生育与养老具有长远影响，故应将其纳入相关政策的评估体系。

同时，研究也提出了自身局限：一是该研究非因果识别，β－趋同方法旨在揭示宏观层面的经验规律性，而非确立教育扩张与婚姻时机趋同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教育指标的局限性，该研究所使用的教育指标主要衡量“数量”（如受教育年限、完成率），未能捕捉教育质量的差异。三是忽略了婚姻的替代形式，研究只关注了婚姻时机，但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同居等非婚伴侣关系日益普遍，这可能导致研究未能完全捕捉家庭形成的全貌。

原文出处：

Wu, H., & Pesando, L. M. (2025). Demographic convergence in marriage timing: Intersecting gender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52(14), 415–444.

作者：李旭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轮值主编：范文婷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编：宋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

执行主编：范文婷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