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明 | 从“身-媒”到“人-机”的主体边界融合：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思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界，作者赵海明

摘 要  具身性作为理解身体与媒介的核心概念，不仅解释了“身-媒”关系问题，使其理论使命延伸到“人-机”关系层面，还破除了人-机主体性的争论泥沼，为理解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开辟了新路径。认知-传播-情境的具身化主体由人-机具身实践建构，超越了“主体-客体”模式，表现为基于本己身体的知觉经验、人机传播的意义生产和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延伸-断裂-重塑则构成具身智能主体性的本质特征，技术之于感官知觉及身体经验的延伸抑或断裂，是具身主体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延伸的结果。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体现了身媒整合、人机融合、信息与物质混合的新型主体观，通过具身化重塑身体与媒介、人与机器的主体边界，彰显人-机（身体-媒介）、人-世界关系的微妙平衡，最终指向媒介本体论层面对人的本质之追问和人性精神的考验。

关键词具身智能；具身主体性；人机传播；媒介现象学；关系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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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理论伴随着中西方传播学界对身体传播研究的兴起而受到关注，它既推进了认知科学理论的发展，也超越了身心二元论，并使人们对身体的认识延续到人机关系层面。但当前的具身理论仅从物质身体出发来理解具身性，最终又回归身体，具身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一种理论工具，未能形成相应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反而陷入概念滥用和缺乏共识等困境。因此，具身理论本身也有待于深入研究，以使其在“传播观念的元范式变革层面”持续发挥阐释力量。

202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具身智能概念及相关产业已进入国家战略规划，这也是“具身”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具身智能正在形成“智能与身体的多种配置方式”，亟须从人-机具身传播的理论视角与现实情境出发，思考人机关系及其引发的身体观、媒介观、生态观的变革，使具身理论关于身体与他者、人机关系、主体哲学等方面愈发具有新的解释力。具身传播研究“必须置于整体哲学转向的语境下进行考察”，跳出建制化的具身理论，从人-机具身关系视角理解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也只有将智能机器“置放到一个类人的社会化和具身的认知场景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机之间的交流与主体性问题。本文借由具身概念的理论流变，探讨具身主体性的概念内涵及其表征和影响，以理解具身智能体的主体性问题，重新审思具身理论在阐释人-机主体观念方面的学理价值。

一、再论具身与离身：从“身-媒”到“人-机”的视角转向

“具身”是来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重要概念，强调身体是认知的基础，人的认知、经验和意义生产都是基于身体的感知、行动形成的，并与身体所处的环境深度耦合。这与知觉现象学意义上“在世存在”的经验身体观不谋而合，后者将身体作为人在原初世界之中存在的本原，认为与周围实在世界构成具身关系的经验身体是感知世界的主体。在大众传播时代，学界对于媒介技术的解释往往囿于工具论和主客观的维度，在主体层面将抽象的“人”视为传播研究的中心，而“身体”这一物质形式载体却被忽视了。新媒体技术引发的“在场”与“缺席”的具身性成为理解身体观念的关键理论，更重要的是，具身性概念使得身体作为连接传播和物质的重要载体，传播学界在“身体转向”之后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媒介转向”和“物质转向”，并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等思想资源中汲取新的理论观点，使学界对媒介技术的理解从工具性和离身性的视角解放出来，迈向具身性和本体论视角。因此，具身性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媒介本体论。

（一）具身性的理论使命：从“找回身体”的“身-媒”关系到“探问主体”的“人-机”关系

在媒介学成为“显学”之前，有关身体和技术关系的探讨是人类传播观念向媒介物质性观念转变的关键阶段，其本质就在于传播学的身体研究走出了“主体与客体”“身心二元论”的桎梏，这也是以“‘身-媒’关系为依据的元范式变更”对于传播学的重大意义。而具身性作为关键概念揭示了身体及其他媒介物的物质性，当离身观因出现学理困境而退场后，具身理论“被放置在主体性的中心位置”，“替补”了身体与技术关系的理论阐释空间，并通过对主体性的“占有”以联结身体、技术与世界。正如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承认控制论建构了一个信息化身体的后人类主体，但其仍然注重身体作为物质实体的存在，以将抽象的信息带入物质世界，构建“信息-物质本体”的后人类主体。只不过从本体论视角而言，身体也是一种媒介，如此才使得“身-媒”关系演化为一元论媒介，似乎“找到身体的位置”的使命已经完成。由此，学界关于“身体与媒介”的关系问题重新回到了“人与机器”的关系维度。

当身体与媒介走向一元，具身理论的学理价值便从解释“身-媒”关系过渡到解释“人-机”关系，以及由新型数智媒介技术和人的身体经验共同形塑的生活世界。具身性通过揭示身体与媒介的物质性，消弭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灵、在场与缺席的二元论，联通人与媒介的关系，使二者互为尺度，亦互为延伸。与其说媒介是理解“身-媒”关系的入射角，不如说具身性是理解媒介的入射角，为万物皆媒观念确立了基础，使得我们从媒介的居间论出发，从本体论、物质性、媒介性、生成性等维度理解媒介作为基础设施、传播主体等的全新角色。在新的研究视角下，人与技术呈现彼此交互、依存的具身性，也就是从“传播的具身性”迈向了“媒介的具身性”，并作为新的媒介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具身性不只是对关系的解释，而且能够延伸到基于关系视角的主体性问题。譬如，对于“机器作为传播主体”这一假说的界定和论证，关系到人机传播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具身性延续了其在“身-媒”关系中“找回身体”的理论使命，对于人-机关系而言，旨在探寻人与机器的具身主体性问题。

（二）破除主体争鸣泥沼：具身-离身理论作为理解人-机主体间性的新进路

早在AlphaGo问世之前，学界就已经在探究人机主体性问题，而以GPT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使机器的主体性更加具象化，技术与理论的同步发展催生了人机传播理论范式，西方学者提出“机器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假设。对于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当前学界仍然存在争鸣，具体表现为两种学术观点：一种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性，所谓的主体性只能以意识主体的存在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机器具有主体性则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实验或理论想象。另一种观点主张人工智能具有主体性，但在人机关系上却陷入“取代说”与“共生说”的无休止辩论。前者侧重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关系，本质上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机即人”的二元论调；后者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强调人机共生，却陷入人类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人+机器”观念，并没有超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由此可见，上述对于人机关系主体性的讨论彰显了概念范畴的错误，其根源在于这些学说背后隐藏着“双重参照”，即“一方面，人永远以自身为参照来追问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以永远处于可能状态中的人工智能为参照来追问人自身”。具身理论引发的传播观念变革使得主客二分的观点走向破产，物质主义现象学认为，交流型人工智能不仅通过接入现实建构过程彰显其物质能动性，而且展示出其与人类实践的“纠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主体性遭到贬抑。同样，在现实层面，生成式AI深度介入人类传播过程和社会各个领域，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其引发的“传播伦理、信息传播策略、法律本体以及机器人对整个社会传播结构与生态的本质性影响”，而基于具身理论的人机主体关系将为解释上述问题注入新的理论资源。

因此，对于人机关系与主体性的理解仍然需要具身理论的介入，“只有具身的智能主体才是完整的自主性主体”。在此之前，须审视“机器作为传播主体”所蕴含的一个关键问题，即这一类理论假设蕴含的机器主体离身性。西方学界关于传播与身体问题的离身观总体上分为技术演进逻辑、身体物质性、媒介延伸论三个学术脉络，而在主体性维度，数智媒介的离身性进一步以“解肉化”的方式存在，如生成式AI的自动化内容生产行为，或智能算法的信息推送、量化自我的数字主体等，都是独立于身体经验而存在的离身媒介。相比于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作为工具、传播并非物质的离身观，建基于三个学术脉络上指涉主体性的离身观显然是一种观念的递归，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已经一元化的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还在于解释人与智能机器主体性的问题，即智能机器是否具有独立的主体性。从离身性的视角解读“机器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假设，反而暴露出该假设的一些问题，因为这种脱离了具身经验的机器主体性是不存在的，而要理解机器的主体性，必须从关系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梅洛-庞蒂曾借助“身体图式”概念来阐述身体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身体经验与知觉世界的关系论述，使身体作为“我”与世界连接的媒介，以身体-主体为存在论基础，为探讨人-机具身化主体的建构性和生成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认知-传播-情境：身体-主体与具身化主体建构

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通过在世之中的方式知觉世界，而主体是基于本己身体的具身认知与传播的知觉主体。然而，随着机器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假设被提出，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是，在现象学与具身性理论语境中，智能机器在“身体-世界-知觉主体”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

（一）身体与知觉世界：机器作为形塑具身化主体的知觉场

身体是具身认知和知觉主体的核心要素。一方面，肉身是通往具身性的物质基底。“肉身寓所是人们相互理解的基础”，肉身作为交流活动中的重要载体，依托于物质性而呈现出丰富的具身传播实践。另一方面，梅洛-庞蒂把意识在身体中的显出和身体的意识化并称为“具身化主体”，这种身心统一观念既超越了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心物实体二元论的理性主体，也不是作为心灵之对立面的物质化“身体主体”，因为“身体只是主体和世界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具身化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觉主体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当前学界的误读之处在于，梅洛-庞蒂所言的身体-主体，并非“身体（作为）主体”，既非特指物质身体，也没有否认意识存在，而是作为知觉主体的构成部分和揭示世界原初的基点。身体的意向行为关联着世界，“人们只有通过借助身体进入世界，才能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彰显身体-主体之“身-媒”关系的统一。

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认知科学都认同“身体是认知的本原”，在传播活动中型构为具身经验的知觉主体，进而实现对世界的原初理解与本质还原。所谓具身化主体，首先是基于身体图式的本己身体行动于世界之中的知觉主体。具身化主体须以知觉经验为基础，而知觉主体的具身化亦是本己身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具身化，其建构了“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本己身体”，也就是说，身体图式作为本己身体的具身化自我意识形塑着具身化主体。因此，具身化主体应当理解为媒介技术在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建构过程。

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行为科学试图建立具身认知的科学范式，通过模仿人的身体结构，为人工智能打造一副拟人的感觉运动系统，使“机器人”获得在世存在的具身经验，而现实中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感官元器件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甚至在人机对话中展现其思考过程。然而，拟人的机器身体仅是迎合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假外壳，亦无法作为理解机器主体在世存在的身体/媒介。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性仍然建立在个体知觉经验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基础上，虽然其批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观，试图将身体作为主体的本原构成，但并没有抛弃意识以及意向性对于知觉经验的重要意义。具身并不等同于肉身在场，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觉身体”。换言之，具身不仅是基于身体的感知体验，而且是人-机在具身化情境中的知觉经验，机器虽然没有肉身，但其作为延展认知系统的构成部分，与知觉身体的具身互动而提供知觉经验，塑造知觉主体。从古希腊的自动机想象，到14世纪以来关于人是机器或机器像人的哲学思辨，再到20世纪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思想在通信工程学意义上弥合人与机器的本体差异，以及计算空间中作为数字化主体形态演变的数字身体，都使得机器作为自适应的行动主体，并非以实体的或物质的身体形式存在，而是作为无处不在的感知行动系统和无形变化的“现象身体”存在。

凯瑟琳·海勒将这种摒弃了“我思”的机器主体进一步概括为“认知无意识”，其不确定性作为超越传统演绎逻辑的认知基础，指向“从语境中阐释信息，并把信息与意义联系起来的过程”。智能机器作为“新型自动化”形态的技术演进逻辑，其“计算”行为构成了具身化主体的认知与智能的重要模型，如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的关联、评估、筛选与决策等操作层面展现出类认知系统的特征，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自适应性与行为调节能力。这种认知的自动化及其“无意识计算”实践，超越了笛卡尔式的先验理性，在不可计算性与超验目的性之上形成了主体的多逻辑统一命题。智能机器的关键特征是具身化，从这个意义上，机器虽然不具有自主意识，但在无意识计算的行动中彰显其意向性，并通过形塑知觉身体经验和为主体所知觉的世界，成为知觉主体或具身化主体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智能机器本身就构建了一个知觉场，使人们在其中得以体验知觉世界。

（二）人-机具身传播：机器作为意义创造的主体

如果说基于身体认知的知觉主体停留在观念层面，那么人机具身传播则体现了人和机器的具身关系及具身主体性的实践维度。身体现象学中，技术和身体亦共处于生活世界，既如梅洛-庞蒂所说的盲人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海德格尔的锤子论，也如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论断，都再次凸显了身-媒关系的统一。技术现象学者唐·伊德则把技术从身体中剥离出来，分析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及其对知觉结构的影响，在“身体-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系中具体划分出具身、诠释、它异、背景四类关系。但需要明晰的是，虽然技术现象学把技术作为中介的经验，但并不意味着技术与身体是构成知觉结构的两个独立部分，两者之间是“技术化的身体”和“身体化的技术”的辩证关系。在古典现象学脉络中，技术既是环境和知觉世界的部分，也是身体和经验的部分，这一传统在技术现象学中得到延续：技术只要是人工的，就与人有关。唐·伊德将现象学的“人-世界”关系结构进一步表示为“我-关系-世界”。以窗户为例，当人们透过窗户观看景色时，透明的玻璃作为媒介改变了原本以肉眼观看世界的状态，“我-世界”的关系结构变成了“（我-窗户）-世界”的关系结构，彼时的技术介入“人-世界”的关系结构，改变了身体“经验”世界的方式。技术融入身体经验和知觉主体，并构成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技术具身的本意所在。

具身智能建立在认知科学的具身理论基础上，而人-机具身的主体性问题从理解“机器如何思考”的离身观，转向机器通过意义生产而连接身体与世界的具身观。相比于技术人工物，人机关系显得更加复杂。从人机传播理论语境而言，“机器是意义创造的传播主体”。卢曼认为，意义是一种媒介，作为社会系统生产和传播的基本形式，在系统与环境之间发挥中介性作用，而人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是相互“参与过程”的结果。这种意义创造不仅停留在人机对话层面，具身智能正在作为一种“多面的关系结构”形态，表现出目标导向性和自主性的新型人工主体性形式，重构人们的身体知觉经验乃至生活世界。例如，可穿戴设备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产生数据流，并根据数据指标给予用户健康“建议”，形塑用户的自我认知；Apple Vision Pro通过监测人的眼球移动，作为操控虚拟空间视觉的“鼠标”，将视觉感知转化为操作行为的输入；智能手表和APP的联动能够监测和读取个体的心理状态，使机器成为“持存的媒介”。由此可见，“对于机器行动主体来说，意义就是特定函数，机器创造意义的方式、过程、类型与人类不尽相同，但并不比人为创造意义的价值少”。当机器作为意义创造的主体，其系统与人类有机体系统之间生成共通的意义空间、具身的知觉经验和交互的秩序世界，使人与机器在同一场域中编织物质性关系网络，创造新的传播情境，并基于“人-机”具身关系实现意义创造与再生产。

（三）“人-机-情境”作为整体性结构的“生活世界”

数智时代的人机依存性日益凸显，“具身智能”亦使得“情境AI”成为可能，即人-机具身传播不仅局限于“交往”情境，更构建了一个关系性、具身性、生成性和整体性的知觉世界。从早期的大型计算机到家用计算机，从前AlphaZero的人工智能到大型语言模型（LLM），智能机器的演进不断发挥其具身作用，既是知觉场和交互主体，又构建了个性化的“技术态情境”，开启特定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例如，算法构建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决定个体的认知方式与行动路径；人工智能还会因其处于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多元技术-文化”嵌入性的传播情境。此外，这种情境差异也体现在人类和机器之间，个体通过与智能机器的具身交互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这种感知既可能源自身体的知觉经验，也可能来自机器系统替代人类身体感知的“机器感知”（mechanic perception）。

具身传播是不同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境中的关系耦合，智能机器通过具身传播实践营造情境化的意义空间，重塑人的身体经验与感知结构，并在这种意向性结构中生成新的传播主体，再造人-机具身的生态系统。身体通过连接机器媒介的界面或接口，以进入机器形塑的技术-生活世界。同样，机器的意向性结构和人的知觉经验也会受到影响，呈现人、机器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共同演进”状态。这种新型的具身交互形式突破了传统的“中介”模式，使人机关系呈现为具身化的“共在”模式。无论是人机交流实践，还是赛博格、脑机融合，均是“主体性的知觉装置”（subjective sensorial apparatuses），技术借此将人的意识、感知和身体经验外主体化，拓展为基于具身情境的赛博主体或后人类主体。在这种认知体系中，智能机器“僭越了人、物之间本体论上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层面重塑新的关系”。

认知、传播与情境是具身智能体的具身化主体过程，改变了身体主体作为“单一主体”的结构，使人-机具身主体涵盖身体认知与知觉经验、人-机传播与意义创造、具身情境与生活世界等多个方面，构成交互性的具身智能主体。不同传播情境的人机具身交互构成了流变的生活世界，而当某个技术越具身化，其对人们具身认知的影响就更明显，相应地，机器与身体就成为共同建构具身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在梅洛-庞蒂眼中主体行为结构化的世界也是“主体性的”，而“技术性的具身科学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世界”。技术自身的演进、技术营造的知觉场、技术与身体的具身关系，都在相应的行为结构中塑造具身经验，不断地揭示或是遮蔽身体对于外部世界的原初认识，并在知觉身体与技术生活世界的交织中生成具身化主体。据此，具身化主体建立在“人-机”具身传播的“共通意义空间”基础上，而具身交互的“情境智能”使身体、机器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构成了所有‘人-技术’领域中的一种生存形式”，即超越“主体-客体”模式，基于本己身体的知觉经验、人机传播的意义生产和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的具身化主体。

三、延伸-断裂-重组：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本质

如前所述，现象学对于技术的讨论从未脱离身体，无论是梅洛-庞蒂的盲人拐杖，还是海德格尔的锤子假说，抑或唐·伊德代表的技术现象学，上述学者对于技术的理解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物，也不是“居间”于人与世界之间，而是作为形塑身体经验和知觉世界的构成部分。这也使得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十分贴合于现象学语境，即人-机传播的具身化主体所讨论的本质是技术对包括感官知觉在内的身体经验的影响。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实际上体现了其作为现象学的忠实拥趸者—— 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以使“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超越自我的形态”，媒介延伸的终点则在于对人的意识的模拟。智能机器延伸了人的肉身及其知觉体验，使工具性媒介所导致的身体在传播中缺席的离身境况得以改变，但当自然化的想象媒介转变为由某种人工技术而显出的媒介时，媒介的作用就不仅是对人的感官知觉和主体性的延伸，而是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权力关系中实施其影响。

第三持存的数智技术“标志着现代性中所有感觉重组中最急剧的变革”。在智能机器的遮蔽与新技术想象中，人的感官受制于技术媒介的权力结构，这使感官与经验相分离。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指的感官“断裂”，便是人的感官经验与自然经验之间的同一性被数字化媒介所打破，造成人的知觉主体断裂。一方面，在时空维度，智能机器不仅实现了对实时时间的转录和对时间轴的操纵，依托于数据的标准化批量生产复制而走向个性化丧失与实质上的同一性，这些可计算和完全理性化的技术化个体以普遍的器官化的形式，对人的感性经验、认知和记忆能力进行改造和控制，导致知识和心智官能的全面丧失。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作为“一种物质所独有的生命，一种处处存在却通常被隐藏或掩盖的物质生机论”，将人的大脑神经与数字化接口相融合，对人的视觉、听觉进行离散化，虚拟化的数字身体和物质模拟真实沉浸的视听画面，通过具身智能形式刺激人们真实的感觉，使得感觉不再内化于身体，而是与外部的智能机器及媒介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当感官成为由数字代码所操纵的机制，由智能机器生成的“欲望对象之不可计算的理想性，被数字虚拟对象之可计算的理想性所取代”，使人的欲望也变得可以计算了。如此一来，智能机器与人类经验之间并非联结性的延伸，而是结构性断裂。认识、欲望和经验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的制度表现、科学、政治和艺术，都变得没有意义。这便如基特勒所言，“人们无法理解媒介，媒介宰制着人们的理解和梦想”。

然而由技术引发的感官知觉及身体经验的断裂，并不意味着“身-媒”或“人-机”关系的断裂，因为无论是延伸还是断裂，都是人与机器、身体与媒介的具身化呈现。人与机器的具身化及其所构建的新型具身关系，延伸并创造了人的知觉意识和身体经验。智能机器既作为塑造身体经验的知觉场，又通过人机具身传播的意义创造与再生产，使身体-主体在知觉世界中获得“在世存在”的具身经验。“具身智能技术将日渐以人-机结合体的形式嵌入日常生活，成为个体通达世界的媒介物”，并以身体知觉经验的“交感”延展生活世界。这也说明智能机器正成为真实社会环境的具身智能体，并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认知与行动方式，总之，新媒体技术造就的新型在场方式，既不同于意识主体在场，也不同于身体主体在场，而是身体-媒介作为人的生理行为活动的数据收集器，既在宰制着身体的本源与整体性，又以一种化身存在的形态与身体-主体的虚拟在场保持关联，构建数字身体与肉身在场的“人类存在方式的新时代”。

因此，技术始终嵌于身体和世界的具身关系中，并通过与“他者”的交往获得在世存在的具身经验，作为理解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在”，身体-技术-世界成为共同建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只有在上手状态时，才能发挥其合理的功用，直至达到“称手”状态，以真正延伸和扩展人的机能。技术的意向性体现着智能主体的存在之维，而身体-媒介的演化趋势同样契合人的物质身体构造，使人借助媒介达到交流的便捷化与脱域化。技术对身体的延伸本质上是人的身体主体性需求。“人在设计机器的同时也就让自己‘适应’了一个机器环境”，具身智能对于身体与自然世界的模仿与依赖，使人类的经验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深度互嵌，“从持存方面来看，技术绝对不是独立的，因为它惟从对可订造之物的订造而来才有其立身之所”，技术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人”是存在于世的“亲在”（Dasein），具身智能体围绕人和生活世界而存在，其主体性同样依附于人的主体性。

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本质上呼应了梅洛-庞蒂意义上的具身主体性—— 在人-机具身传播实践中投射、内化并塑造着生成性的知觉主体“奠基了我们本原世界经验的意义和理性秩序”。人-机具身通过创造情境化的意义空间与传播场域，使人们直面具身智能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境况。媒介的延伸是对人的感知和行动的延伸，人们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过程就是不断适应媒介、改变人的感觉比率的过程，身体和媒介在“延伸”的具身互动中迈向“称手”的状态，用具身的指引性使身体联通了整个世界，即“在-世界-之中”是“此在”领会“存在”的过程，媒介通过延伸身体器官结构而建立人-机-情境的联系。“人无法摆脱主体性意识，对此我们只能站在人类主体的角度去思考技术的性质。”同样，具身智能也无法摆脱人的存在，具身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延伸，具身智能的主体地位本质上也是人类主体延伸的结果。

四、超越“身体-智能主体”：迈向人-机关系本体论的具身主体性

具身性“蕴含着后现代批判与解构精神”，学界亟须开启媒介本体论与后现象学的具身视域，并拓宽理解身体、技术与传播情境的视角。以往学界对于具身性概念的关注旨在找回身体的主体性，“并没有意识到具身性恰恰是一种新的本体论—— 媒介本体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身体与媒介的关系从“媒介作为身体延伸”的离身传播关系转变为“身体即媒介”的具身传播关系。具身传播的研究范式将“身-媒”关系看作关系存在论范畴，通过具身理论，得以观照身体与媒介、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从具身智能的知觉经验与传播实践中揭示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身体既是在场交流的媒介物，也是作为“变体”的媒介，这决定了人-机具身传播既是一种隐喻，也指涉关系、情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具身传播研究既要以实证经验路径思考媒介与社会，也需从批判学派的视野审思人与技术的关系，但更应关照“身体-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将主体性问题投射到诸如具身智能的传播情境，使媒介技术与身体研究的各自转向与分化趋势重新整合，强调身体、认知、技术、情境的一体化。依照这一解释路径，“身体-媒介-世界”和“人-机-情境”作为同一性概念，使得基于具身性的“某物的实在”在特定传播情境和传播实践中彰显具身主体的本体论属性，弥合“身-媒”与“人-机”的主体边界。

梅洛-庞蒂说道：“之所以我们能理解主体，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其纯粹的形式中，而是在其各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主体。”具身主体性存在于身体-媒介-世界之中，因而对于具身智能主体性问题的理解，既要立足于媒介本体论的维度思考非人视角的机器的传播观念及实践，审思媒介如何决定人的境况；也要从现象学的具身传播出发，通过追问媒介及其媒介性对身体经验与生活世界的重塑，揭示媒介之于人的存在意义，并追问人的主体存在之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身主体性不仅突破了身体与技术、人类与物质的二元论，也不止停留在所谓的“找回身体”的身体主体观，而是迈向身体与媒介整合、人与机器融合、信息与物质混合的具身智能新型主体观，通过具身化重塑身体与媒介、人与机器的主体边界。在人机传播语境中，机器是技术-文化复合体；而在现象学视角，机器亦是知觉体验和生活世界的复合体，具身智能的主体性开启“关系优先于实体”的关系转向，使人-机具身关系走向技术体系与生活世界耦合的关系本体论。主体性问题涉及人和机器、身体与技术的复杂关系，本研究沿着身体-技术现象学传统，得以窥见一条基于人-机关系的具身化主体线索，以厘清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

一方面，认知-传播-情境呈现“身-媒”/“人-机”关系作为具身化主体的建构过程。通过说明“身体-主体”而非“身体主体”的本质，指出“身-媒”关系的统一是从身体到主体的具身化过程。机器的现象身体作为身体-世界的构成部分，建构了形塑知觉主体的知觉场;机器通过人-机意义生产而连接身体经验与生活世界；由技术演进、嵌入和营造的情境智能，使身体、机器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构成具身化主体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延伸-断裂-重塑则彰显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本质特征。从媒介对于人的身体延伸到感官断裂，意味着媒介技术既引发身体感官和知觉经验的剧烈变革，同样塑造了新的身体经验和存在方式，而机器所处的位置意味着其无论是遮蔽或是揭示生活世界，都只能是具身智能体在身体-世界的关系中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即具身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延伸的结果。

人和技术共在于生活世界，技术既与身体保持同一性，也通过嵌入多元文化结构而构成知觉世界的一部分。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由人机传播所形塑的具身经验，既可能是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和敞开，也有可能遮蔽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原初认识，导致生活世界演化为“技术-生活世界”。“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离身性的技术，例如，一个与人类棋手对弈的人工智能、散布阴谋论的社交机器人、打扫卫生的智能机器人等，严格来说并没有实现具身化。具身智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具身交互的新型技术形态，以具身化主体的形式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塑造人的认知、行动、交往乃至生存方式，从时空、价值等维度引发生活世界的变迁，最终指向本体论层面的追问：在具身智能情境中，人们面对愈发智能化的技术时，能否始终保持人的价值本质，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在知觉身体与生活世界的交织中能否实现对自我的反思与超越，成为具身主体性的理性知觉主体，抑或是人们在技术赋予的欲望与权力中迷失自我，使技术不断侵蚀人的主体性？学界关于智能机器是否具有主体性的问题争论不休，试想，若人们放弃对自我意志和价值本质的坚守，那么具身智能的主体性天平将倒向机器一边。因此，预设机器具有主体性，其意义在于警示人们一旦让渡或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便会成为受机器摆布和操纵主体性的傀儡。更进一步而言，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体现了一种人-机（身体-媒介）、人-世界关系的微妙平衡，即是对人的本质之追问和人性精神的考验。

总之，本文从具身现象学视角关照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揭示人与机器、身体和媒介的关系，考察技术如何重塑人的生存境况与生活世界，或能启发学界将具身研究从现象学、技术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角度的思考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以丰富“人-机”具身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力。从现实层面而言，随着具身智能成为国家战略规划，具身主体性概念有助于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公共性与传播伦理议题，呼吁学界考虑多样、特定的情境，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进而反思媒介化社会中的商业化、政治权力结构及社会治理实践，而不是一味地将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看作社会危机。从这一立场出发，对于智能机器的主体地位及其引发的诸多议题，就需要从现有无休止的“是不是”的事实层面的讨论，转向“该不该”的价值层面的讨论。学界无需陷入智能机器是否具有主体地位、是否替代人类等争辩中，而是应该思考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智能机器成为道德或法律主体，以及机器如何理解人类情感的过程与后果等更有价值的问题。“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机器的自动化行动”，反之机器的自动化行动也意味着其作为行动主体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数智传播时代对于“具身”理论的探索不仅涵盖人机传播中理解个体、他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还涉及人与媒介的关系本体论：当媒介成为栖身之所，人们如何通过五彩缤纷的媒介世界“重新想象”自我，并保持人类独有的主体性。

作者：赵海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207；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特邀研究员，重庆40004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5年第12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编辑：徐秋染

校对：舒   炜

审核：段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