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杂志：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论全球经济网络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塑造作用

简 介

【作者】Henry Farrell，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包括民主、互联网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

Abraham L. Newman，乔治敦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服务和政府部门学院教授、莫塔拉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和欧盟研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兴趣为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如何改变国际政治。

【编译】杨艺华

【校对】陈舜波

【审核】刘瑛琛

【来源】Henry Farrell & Abraham L.Newman (2019).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44 (1) ,42-79

【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是国际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其文章既涉及战争与和平等传统主题，也涉及日益重要的环境、人口、人道主义和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崛起等新的安全问题。它创刊于1976年，由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Harvard University)编辑，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一年四期，2018年的影响因子为4.500。

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论全球经济网络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塑造作用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全球经济网络对国家强制力的塑造作用。作者认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1）对网络的中心节点具有管辖权，（2）拥有足够的能力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它就能够利用“圆形监狱效应”和“瓶颈效应”来达到强制目的。对SWIFT和互联网这两个时间跨度很长的案例的研究证实了该理论框架，前提是在这两个案例中存在美国的司法管辖和可命令的公司。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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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

网络分析方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节点”（nodes）和“联系”（ties）。每个“节点”代表网络中的特定参与者或位置，“联系”则是指在节点之间双向传输信息、资源或其他形式的影响的一种连接。节点的“度数”（degree）是指节点所拥有的联系数量，一个节点的度数越高，其拥有的联系的数量也就越多。节点及节点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网络的地形，即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结构。

在中短期内，“优先连接的简单模型”（simple models of preferential attachment）、“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边做边学效应”（learning-by-doing effects）等机制使得一些节点能越来越快地拥有更多的联系并成为一个网络的中心，最终促使一个不对称网络结构产生。这些网络结构会抵抗某些行为体尝试改变它们的行为，并会随着新节点的出现而自我强化，不平等性也会随之强化。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不对称网络结构不是由国家为找寻战略工具而构建的，而是由追求效率和市场力量的市场行为体所构建并被国家利用的。国家利用这些网络结构的方式有两种，即“圆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瓶颈效应”（chokepoint effect），这也就是本文作者所说的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方式。“圆形监狱效应”，是指由于中心节点是网络结构中所有行为体交流信息时难以避开的关键中介，所以国家可以借访问或管辖中心节点而获得从信息流中收集关键信息的能力；“瓶颈效应”，是指由于其他行为体想要利用中心节点所带来的效率收益，所以控制中心节点的国家就拥有了强制权力。

但是，有两点会影响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能力。第一，国家是否对中心节点具有实体或法律上的管辖权。在现实中，拥有管辖权的国家包括美国和其他一些关键国家或类国家行为体（欧盟显然是其中之一，而中国正在成为关键国家）。第二，如果国家因没有能力或受到国内规范限制而无法命令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国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能力会受到限制。

总之，本文论点总结如下：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1）对网络的中心节点具有管辖权，（2）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它就能够利用“圆形监狱效应”和“瓶颈效应”。如果一国不能满足第二个条件，它利用这两个效应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一国不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它就无法利用这两个效应。为了论证这个论点，作者在下一部分对SWIFT和互联网这两个案例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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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一）全球金融体系和SWIFT

为了管理数十亿美元的日常交易和贸易，全球金融体系依赖于一套规模非常小的幕后安排来促进资本流动，即所谓的支付系统。企业和银行依靠这些支付系统将资金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支付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之间就全球任何一天发生的大量交易所进行的可靠和安全的沟通。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间通信一直由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提供。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少数几家跨国银行从事跨境交易。而那些依靠公共电报和电传系统的公司则是由国家电信运营商运营的。事实证明，这些系统既慢又不安全，导致金融参与者在上世纪70年代创建了许多相互竞争的银行间通信平台。最值得注意的是，纽约第一家国家城市银行(FNCB，后来更名为花旗银行)开发了一种名为机读电报输入(MARTI)的专有系统，希望推广该系统并从中获利。这一系统使得欧洲的银行和FNCB的美国竞争对手担心自己太过依赖MARTI而产生不利的后果。为此，他们合作建立了一个信息系统，以取代公共服务提供商并加快支付过程。所以，SWIFT于197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并于1977年发送了第一条信息。1977年，大约有500家公司在22个国家使用SWIFT，年流量约为3000条信息。到2016年，SWIFT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提供者，服务于200多个国家和大约1.1万家金融机构，每年发送超过65亿条信息。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财政部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全球金融体系来削减恐怖分子融资，目标是恐怖分子的货币供应，并认为自己可以合法地向SWIFT发出强制执行的传票来迫使其提供金融数据。财政部的这一举措被称为“恐怖分子金融追踪计划”(TFTP)，其将SWIFT作为一个关键的数据来源。对SWIFT来说，抵制财政部的要求尤其困难，因为该组织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保留了一个包含其记录的镜像数据中心。在随后的几年里，SWIFT秘密地充当了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眼睛，美国财政部利用SWIFT系统监控和调查非法活动。

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还利用SWIFT来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这是“瓶颈效应”的一个典型案例。由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和丹尼斯·罗斯大使领导的一群美国知名政策制定者在21世纪初发起了一场名为“联合反对伊朗核计划”(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 UANI)的私人运动，旨在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该组织将SWIFT列为伊朗的同谋，称其协助了伊朗政权并为伊朗的经济健康做出了贡献。根据SWIFT的2010年年报，伊朗大约有19家银行以及另外25家机构依赖于其消息系统。2012年2月2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声称，如果SWIFT继续允许伊朗金融机构使用其系统，美国政府就可以对SWIFT实施制裁，从而促使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立场。受美国的压力和欧盟自身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的推动，欧盟在3月跟进了这一威胁，并通过了禁止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如SWIFT)向目标机构提供服务的规定。欧盟和美国的制裁要求SWIFT将伊朗的银行从其系统中剔除，伊朗政权随之受到影响，包括其中央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被排除在国际支付体系之外。所以，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迅速解除制裁成为一个关键的谈判点。

总之，SWIFT的案例证明了全球化网络确实可以被国家用来行使权力，国家既可以借助其收集大量数据用于安全目的，也可以系统地将各国排除在世界金融体系之外。正是因为SWIFT组织是全球经济交流的一个关键枢纽，那些对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才能够利用“圆形监狱效应”和“瓶颈效应”，这与网络理论的期待相吻合。此外，全球金融网络的结构和存在为美国(和欧盟)提供了非凡的战略资源。如果没有这种网络结构，这两个大国就无法访问数据(例如，关于第三国之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金流动)，也无法像现在这样有效地达到强制目的。因为美国和欧盟虽然可以单方面拒绝对手进入本国市场，或者利用双边依赖来挤压对手，但其对手却可以很容易地转向其他金融伙伴。

（二）互联网

现代互联网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规模可能会降低连接速度，为此人们设置了能够促进服务提供者和基础设施之间通信的网络交换站。这些互联网交换站通常设在主要城市，并为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内互联网流量提供渠道；它们还支持不同全球网络之间的对等连接，从而使互联网能够正常运行。同样，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流量需要通过几个关键节点。

网络经济同样导致了电子商务经济的集中化，网络效应和新型的规模收益递增巩固了少数电子商务公司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包括Facebook和谷歌等公司。

由于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美国在信息网络中享有类似全球金融体系的甚至较之更大的优势。然而，在互联网领域中，美国却并不想利用“瓶颈效应”，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这符合美国对利益的战略计算，即通信技术的普及和美国电子商务公司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也受制于国内规范。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预先承诺让电子商务不受政府控制（除非遇到一些儿童色情等真正让人觉得应该接受政府管控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难以命令科技公司。

尽管美国没有使用“瓶颈效应”并推动提高互联网的开放性，但它利用了“圆形监狱效应”。互联网中心节点和电子商务公司在美国境内的集中为美国政府收集信息提供了非凡的好处。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就利用了这一点并实行了许多计划，包括STELLARWIND计划及其替代计划、“棱镜”计划等。

总之，互联网这个案例也证明了网络理论的预期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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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关于全球化的文献中有一个共同的比喻，即更大的经济交流导致了权力关系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相反，本文认为，这些经济互动创造了新的权力结构。就像许多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合相互依赖可能会产生持久的权力不对称情况。从理论上讲，本文显示了网络结构如何塑造权力关系，在一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收集信息和拒绝接触对手的能力方面产生了系统性差异。从经验上讲，本文证明了分散的经济交换模式是如何导致SWIFT和互联网等全球网络的集中化的。总的来说，本文认为，新的网络结构会影响一国的权力和战略,而且其中一些对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且能够命令那些具体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的国家能够将相互依赖武器化。

所以，本文的研究对国际事务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即能够推动研究经济相互依赖和研究安全的学者更密切地对话，启发他们产生新见解。具体来说，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应认识到，那些可能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公司可能会被控制。而国际安全学者应考虑，经济全球化如何通过全球网络创建国际结构进而推动了新的国家权力形式的产生。总之，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比现在更加关注全球网络的实际运作。

但是，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三点限制。第一，并非所有市场都直接依赖于不对称网络。例如，国际石油市场的多样化程度已达到相当程度，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不存在单一的控制点。在没有不对称网络的地方，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将是困难的。第二，并非所有部门都已国际化或严重依赖于交换网络。第三，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程度较低的国家相对不太容易受到“圆形监狱效应”的影响，而它们是否容易受到“瓶颈效应”的影响将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自给自足的程度。

最后，本文还有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即网络中其他国家在面临一些国家利用中心节点将相互依赖武器化时所采取的反制战略。作者认为，当特权国家利用相互依赖达到战略目的时，其他国家也可能开始从战略角度考虑经济网络。那么，已经成为或担心成为特权国家目标的国家可能会试图将自己与网络隔离开来，把网络效应转回到更强大的对手身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重塑网络以最小化自己的漏洞或增加他人的漏洞。

本文由国政学人平台编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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