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还是向死而生？

文/李锋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有两个世俗先知对世界的某种终末状态发出了著名的预言。其一是奥威尔，他在著名的《动物农场》和《1984》中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座世界性的监狱。另一位是赫胥黎，他想象中的未来则是一场滑稽戏。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奥威尔的名气更大，不过在一个典型的西方人看来，已经实现的似乎是赫胥黎的预言，而非奥威尔的。然而，在中国，两者似乎以某种奇异的方式结合起来，想要说清楚其影响，并非那么容易。真理既被刻意地隐瞒，真理也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人们既处在一种被压制的文化中，人们也活在一个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中。甚至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习得性无助之后，前者加强了人们对后者的沉迷。

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兹曼向读者介绍了一个重要但是常被人们忽视的概念——媒介即信息。“娱乐至死”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和常用的话术，这个词并非像网络上人们常用的那样，指代一种娱乐化的现象，而是在更为本质的认识论层面上，指出新媒介在与娱乐业结合的过程中，加快了公共理性和文化精神的枯萎。

波兹曼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种对话的组合，而对话的形式则决定了其内容的范围。比如绳结只能够传递简单的计数信息，烟雾也不能用于表达“人为什么活着”。相比较其他的媒介，文字的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文字提供了一种语境，使得信息可以准确传递和保存，并且加深了人们训练思维和判断真伪的能力。作者对电视文化的洞察可以启发我们今日对互联网文化的理解，并且思索怎样躲避试探以及积极地塑造一种有价值的文化。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51问为：第二条诫命禁止我们做什么？答案是：第二条诫命禁止我们用形像敬拜上帝，或用圣经所未规定的任何方法拜他。习惯于用可见的形像（图像）表达思想的人，难以理解或崇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除了图像，人们还有多姿多彩的其他表达思想的思维习惯，这些思维方式实际上都影响到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和理解。这就是媒介的意义。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像为中心转换的过程。我们这些常驻互联网的人们往往会以不看电视为荣。今天没有在客厅摆放一台电视的家庭不少，但是没有电脑的家庭则是凤毛麟角。更为甚者，即使是买不起电脑的人，也会拥有一部智能手机。看似人们经过纯粹图像文化的电视时代之后学会了反思，以可以承载更多文字内容的互联网文化取代了电视文化。然而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充斥在公共空间的内容，图像和视频仍是最为耀眼的流量王者。一段话说不清楚的内容，一个表情包可能就解决了。表情包文化是一种强调利用直观和潜意识进行交流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强调反思和深度思考的文化是相斥的，而后者才是塑造成熟的公共空间的关键。

这可能就是互联网技术最为重要的一个隐喻，它在认识论上对于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可以用互联网技术来做什么，我们已经说到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决定了信息的范围，也作为一种隐喻，决定了人们认识论范式的转变。信息爆炸是互联网最为典型的特点之一。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联网，我们就必须面对巨量的信息洪流。即使我们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rss——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关注以及公众号订阅不过是古老rss技术的翻版）去限制每天接收的信息量，然而这种主动的限制仍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其一，由于信息的互联性质，严格限制信息量成为不可能，看看自己逐渐增多的订阅号就知道这是真的；其二，由于这种限制是出于某种对信息洪流的无奈，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做出理性的筛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筛选信息则造成了封闭，将与不同看法的对话拒之门外，这一点造成的思想僵化和极端化已是互联网的常态。

问题在于流量本身，因为人并非总是理性的，而流量拥有极强的调动非理性的能力。如果不经过精心的包装，再好的内容也难以传播，这恰恰证明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成功重新塑造了。人们一方面希望看到更好的内容，然而一切都已经被暗中决定好了，只有那些配以挑逗性和煽动性插图的内容才能被看到。很难说，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好的内容还是好的包装。就好像小孩子吃药，只有那些做上好看的颜色再辅以感人口味的药才能吃得下。虽然小孩子主要是出于对辅料的喜爱才愿意吃药，毕竟药效还是有的。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辅料能够直达灵魂深处，药效却要打一打折扣了。这实际上造成了人们了解了很多，却理解的很少，知道分子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流量做王了。

典型的案例是近年来成为现象的以罗胖为代表的知识付费。这种商业模式利用了人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急需“提升自我”的焦虑感，消费的本能驱使人们误以为付费就可以获得知识。当然，人们并非简单地把付费和获得知识划等号，而是在付费之后的确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购买的课程，但是课程的易购性让人们忽略了知识本身的难获得性。当我们认真回想多年的求学经历，会发现获取知识是多么艰难的过程。而互联网的流量属性又导致只有那些可以快速被使用的知识才能大受欢迎，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对“知识”的误解。

除了流量，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还影响到人们交流的方式。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取代了PC时代的论坛。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微信服务的是即时性，这意味着长篇大论在微信上不会受到欢迎。这些年困扰人们的“碎片化”的根源就在于此，流行文化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让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只有快速的扩张才能吸引资本的青睐，公共文化也因此被塑造成依赖短句和直觉的交流，短句对理性的破坏反过来又加强了非理性的公共文化。

虽然微信主打熟人社交，但是它实际的效果是让熟人更熟悉还是变得陌生和远离，值得打一个问号。通讯工具的发展使得一部分沟通需求被线上化了，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线下的来往被缩减，进而导致人们关系的不完整，相当多的有效沟通信息被线上聊天消失了。

手机的成瘾性是另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芒福德说：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人类起初是从日出日落的自然节律感知时间的流逝的。而自然界的变化显然是由上帝主宰者。这种对时间的感知也导向对上帝和永恒的感知。当钟表被发明出来之后，人类的时间观念被表盘上的三根指针塑造着，成为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以及被拘役于时间的人。因此，有人说钟表的发明削弱了上帝的权威。钟表使得时间能够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存在。然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人们重新对时间的流逝变得不敏感。可是这种不敏感和古老的感知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人们沉溺于互联网世界提供的“无限多”的信息海洋当中，无暇抽身去顾及互联网之外的“真实”世界。

说了这么多赫胥黎，我都快忘了奥威尔，仿佛我们真的落入西方文明的娱乐化陷阱当中。实际上，奥威尔的预言并未失效，它只是换了一幅面孔，在最先进的技术的引导下将真理隐藏起来。前些年微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然而这种奢望无异于相信技术可以带来人性和制度的进步，不过是另一个天方夜谭罢了。

人类活动的创造性在于思想可以被转化为行动。上述内容虽然不足以证明，但是却暗示了新媒介有相当大的可能会造成思想的钝化，因此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也被大大削弱。

当我们重新着眼于新媒介对教会和上帝国度的影响时，会意识到其中包藏的危机和挑战。新媒介的使用对人们的影响存在个体性的差异，因此，个人从其中的获益可能大于损失，也可能相反。因此，我并不反对使用新媒介，也赞同利用新媒介去补充旧媒介的不足。但是如果新媒介对一个团体的公共性造成的伤害过于提供的益处，而且这种反差不是由于使用媒介的方式，而是由媒介的本质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此加以重视。一种技术存在的问题不太可能用这种技术本身去解决，只能到技术之外寻求方案，要么回到过去，要么展望未来。

教会本质上是一个活的机体，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虽然基督徒个体的生命和见证都至关重要，更加彰显上帝国度的还是肉眼可见的地方教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防备那些对教会公共见证有损的要素。看似使用手机和互联网是一件非常私人的行为，其通过对每一个个体产生的试探构成了对教会的伤害，这种伤害通常只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时才会被意识到，只是等到那一天显现的时候，我们的属灵敏感度是否还足以发出警惕的信号呢？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强调那些对于教会来说被证明是有益的牧养方式，以抵御互联网的消极影响，并且找到一条途径可以积极主动地驾驭互联网，而非简单地以技术中性的名义听之任之。

或许，我们格外需要重视阅读（并非仅仅是阅读属灵书籍）和对成年平信徒的圣经教育。迄今为止，有质量的阅读可能是最有助于我们反思和深入思想的方式之一，这也是自从人类发明电报以来，对传统发起攻击的最重要的堡垒。新媒介使得我们可以（看起来）越来越自由的接收和发出信息，沉浸在去中心化的美梦之中。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氛围，让我们误以为阅读是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殊爱好。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普及文化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然而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似乎又退了回去，虽然识字率比以前高了，但是识字本身的目的却被我们忘却了。

而平信徒的圣经教育则是另一个牧养教会的有力武器。与印刷术的方向一致，圣经教育帮助平信徒更深入地理解自己所信的，并且不仅掌握了与信仰有关的知识，而且好的圣经教育可以帮助平信徒不再盲信，不再害怕信仰遭到质疑或是挑战，可以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因为首先自己已经获得向下扎根的能力。

没有建立在坚固磐石上的房子，大水来临的时候，必然无法恒久坚立。互联网就是这翻涌着巨浪的洪水，我们身处巨舰之上，却尚未学会驾驭它。也许我们不会很快学会这项艰深的技术，但是是时候意识到它可能将我们带往充满危险的未知之地了。

专注青年信仰，竭力追求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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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雨 之 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