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重思新闻与公共生活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记者，作者陆晔

传统上关于新闻（journalism）的讲述，核心在于“新闻倾向于描述其所处的公共生活的样貌”，然而“公共生活也给新闻‘着色’……因为新闻业介于公共生活的社会各场域之间”；而当今新闻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新技术严重削弱了支撑现代新闻业的经济模式，导致许多观察家质疑这一场域是否还有未来”（戴维·莱夫，2022：1-24）。2022年，哈贝马斯的《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文版出版，在“明确新媒体的革命性特征……可与印刷术的引入媲美”的前提下，哈贝马斯深入讨论了“公共传媒的数字化模糊了人们对生活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界限的感知……以前与私人领域明显分离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的后果，认为“新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因为它们在原则上赋予了所有潜在用户以权力，使其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作者……通过在全球网络中作为‘不负责任’的中介创造新的联系……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传播的特征”（哈贝马斯，2025：20-31）。近十余年有关中国新闻业变革与创新的讨论也同样被置于上述背景之下，且由于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而不断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

然而，如果我们依然相信“新闻与信息相关，但并不等同于信息，新闻是一种潜在而间接的社会力量……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迈克尔·舒德森，2011：3-30），依然相信新闻所提供的可通过一定程序进行操作性验证的经验事实（fact）是社会公共生活展开的必要基础，而“共享视角的瓦解”（刘擎，2017）会带来社会公共交往和公共文化的一系列后果，那么，由相对中立的机构生产的新闻（至于机构和组织化新闻生产如何在社会场域中趋于中立，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暂不展开）之于公共生活就依然有价值——这也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有效区分news和journalism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今天，相对中立地进行新闻生产的机构，并不只有诞生于工业化时代的大众媒介。从溢出传统新闻生产领域的各类事实核查到“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通过收集开源素材和采纳各类新技术进行社会事件“开放核证（open verification）”的政治文化实践，都体现出组织化新闻生产在当下的多主体性。传统机构媒体也持续探索新闻创新的可能性，比如《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小组。202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有两则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一是非营利组织“市局（City Bureau）”和“隐形研究所（Invisible Institute）”，使用机器学习研究了数千份警察不当行为档案形成的调查报道《在芝加哥失踪》；二是《纽约时报》视觉调查组采用数据驱动的视觉模型识别大型炸弹弹坑以揭示巴以冲突以来加沙平民安全区的严峻现状。这大约是新闻创新最理想的实例：人工智能不是用来取代记者的工作，而是帮助调查记者大海捞针、寻找答案。

不过，由于数字平台的海量信息以及算法分发机制的流量导向，优质新闻内容往往被淹没在庞大的信息池里。虚假信息泛滥的成因则更为复杂，比如北马其顿韦莱斯市的假新闻工厂。以及，相比起深度伪造，恐怕更大的危害源自被“法证建筑”称为“黑暗认识论（Dark Epistemology）”的“后真相”策略——各类利益集团并不只是散布不实信息，而且通过否定和诋毁探寻真相（fact，在这里不做关于truth也即哲学意义上有关真理的讨论）的一切努力来创造不信任。因此，学者们提出要警惕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2014)，并认为相比起“求真”的能力，人们更需要的是“求真”的意愿和意志。

哈贝马斯（2025）力图将改变新闻传播与公共领域现状的可能性诉诸法律和监管约束。这当然是推动平台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一个维度。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立足公共性展开对新技术的批判性讨论，比如“算法理性（algorithmic reason）”（Aradau & Blanke，2022）提出数字行动主义的公共性、多中心与多主体性，强调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公众都应该积极参与算法问责的协商，并将“拒绝”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或新闻业，不仅是推动技术公平向善的重要问责主体，本身也是这一问责机制得以运行的重要构件。

（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新闻记者》第6期，是“新闻与公共生活”学术沙龙笔谈之一。）

本刊唯一投稿信箱：xwjz@sum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