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被称作洋奖，让杨振宁先生情何以堪啊

“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这话本身，道理上挑不出大毛病，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全方位的，不能系在任何一个单一的奖项上。

但其中“洋奖”这个说法，让很多人心里咯噔了一下。对于刚去世的杨振宁先生来说，这个称呼太不地道了。为什么一个正规媒体会出现这种说法呢？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我给大家看几个来自同一家媒体在不同年份的标题报道，特别有意思：

2015年的是：“赞一个！屠呦呦瑞典捧诺奖，这块奖牌分量真不轻。”，能看的出来，这是喜悦的、肯定的。

2018年的是：“日本真正的可怕之处：18年里18人拿了诺贝尔奖！”，这是羡慕的、甚至带点警示的。

再来看2019年的：“骄傲！屠呦呦，与爱因斯坦并列！真正的中华之光。”，这是自豪的、推崇的。

再看今年2025年的：“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这时，诺贝尔奖成了可有可无的“洋奖”。

发现了吗？同一个诺贝尔奖，在我们自家的科学家屠呦呦女士获得时，它是无上的荣光，是“中华之光”；当我们邻国日本得了这一奖项时，它又变成了“可怕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警惕的成就；而当在某些语境下需要强调“道路自信”的时候，它又变成了略带疏离感的“洋奖”。

你看，奖还是那个奖，金质奖章，全球公认的科学最高荣誉。但套上不同的“认知滤镜”，它的颜色、温度、甚至重量，都好像变了。

那咱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洋奖”的称呼。

首先，从字面和历史事实看，诺贝尔奖确实是“西洋”的。它由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在瑞典颁发，大部分获奖者也来自西方世界。称其为“洋奖”，在描述其起源上，似乎也没错。

但问题就在于，语言从来不只是描述事实，它更是传递态度和情感的工具。“洋”这个字，在中国近代史的语境里，承载了太多复杂的东西。过去我们有“洋火”、“洋钉”、“洋枪洋炮”，那是我们积贫积弱、工业空白的记忆。后来有“崇洋媚外”的批评，也有“洋为中用”的智慧。

所以，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刻意突出一个“洋”字，尤其是在谈论一个旨在表彰“全人类”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事业上做出最大贡献的奖项时，就难免传递出一种微妙的信号：它在有意无意地划分“我们”和“他们”，在潜意识里将其设置为一个“他者”的、甚至是需要保持距离的参照物。

这妥不妥呢？我认为是欠妥的。因为它窄化了诺贝尔奖作为人类共同智慧灯塔的意义。科学无国界，伟大的发现和文学创作属于全人类。当屠呦呦的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时，我们还会认为这仅仅是和“洋人”有关的一件事吗？不会，我们为之骄傲的，正是中国科学家为全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个时候，奖项的“洋”出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认可了这份属于人类共同的荣耀。

所以，将它称其为“洋奖”，看似只是一个称谓，实则是一种情感和立场上的“降维”，把它从人类文明殿堂的高处，拉到了一个带有地缘乃至情绪色彩的、相对狭隘的讨论层面。

那么，这种说法背后，到底折射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第一， “自尊防御”心理：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机制。当我们在某个领域感到暂时落后或无法超越时，可能会下意识地去“淡化”那个领域价值体系的重要性。潜台词是：“那个诺贝尔奖没那么重要，至少没我们自己的标准重要。”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避免因无法获得认可而产生的挫败感。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到“我根本不想吃那种葡萄”，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策略的升级。

第二，建构“内生性话语体系”的尝试与焦虑： 客观来说，我们在某些领域确实变强了，随着不端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能够清晰阐述自身发展逻辑和价值标准的话语体系。这本身是好事，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但在探索过程中，有时会不自觉地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过有意地“贬低”或“疏离”既有的、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来反衬自身体系的独立性与正确性。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一种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既想得到世界认同，又想保持自身独特性，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并非易事，有时就会表现出一种“拧巴”的态度。

接下来，咱们要深入聊聊，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媒体这种随着“时局”而明显摇摆的报道倾向，对我们普通民众的认知，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制造认知混乱，消解信任感。

今天告诉你诺奖是“中华之光”，明天告诉你“洋奖不足论”，普通读者会怎么想？尤其是对年轻人，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前后不一的叙事，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我们到底该不该追求？”长此以往，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感会被侵蚀。大家会觉得，媒体报道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需要你看到的事实”。当媒体的公信力打折扣，社会共识的形成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是助长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

偏颇的报道往往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它不鼓励你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问题，而是给你一个现成的、带有强烈倾向性的结论。对于诺贝尔奖，健康的态度应该是：我们珍视并追求它，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探索和思想创新的巅峰，获得它意味着我们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被广泛认可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它并非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活力的唯一标准，中国的发展有其综合性和独特性。

但偏颇的报道会把我们推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唯诺奖论”的盲目崇拜，要么是“诺奖无用论”的盲目自大。这两种极端思维，都无助于我们冷静、客观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第三是构筑“信息茧房”与强化“对立”叙事。

当媒体持续用“我们”VS“他们”、“洋”VS“中”的框架来报道时，实际上是在公众周围构筑一个坚固的“信息茧房”。在这个茧房里，世界的形象是高度简化的、对立的。复杂的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被简化成了“争口气”的面子问题；人类共同的知识殿堂，被标记上了“敌我”的符号。

这种叙事会潜移默化地强化社会中的对立情绪，让我们不自觉地用怀疑和警惕的眼光去看待外部世界。它关闭了虚心学习的大门，也阻碍了平等开放的交流。对于一个立志于成为创新型强国的大国而言，这种封闭的心态是极其有害的。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国际合作与交流，离不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谦逊与智慧。

最后是钝化对卓越的真正追求。

最令人担忧的影响，是它可能钝化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卓越”的真正感知和追求。如果我们不断的被暗示，国际公认的最高标准“不重要”，那么潜台词是不是在说，我们可以满足于一个“更低”的标准？追求卓越，本身就是一种承认有客观高下的过程。承认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自我矮化，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认同那种探索未知、造福人类的崇高价值，并立志要达到甚至超越那个水准。将高标准“他者化”、“污名化”，最终可能导致我们在自己的标准里“内卷”，却失去了在更广阔舞台上争锋的锐气和能力。

说到底，如何看待诺贝尔奖，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是否成熟、是否自信。

一个真正强大的个体也好，民族也罢，其强大不在于否认对手的强大，而在于敢于承认它、学习它，并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超越它。一个真正自信的文化，敢于拥抱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因为它深信自己能够在交流与互鉴中焕发更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当我们再谈论诺贝尔奖，或者其他任何国际公认的标杆时，或许我们应该摆脱那种“要么跪拜，要么鄙夷”的二元情绪。我们可以更平和、更从容地去欣赏每一份为人类进步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我们可以更坚定、更执着地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科学高峰和创新之路。

因为，我们的目标，从来不应该仅仅是获得一个奖项，或者刻意地去忽略一个奖项。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那个不断产生获奖级成果，能够持续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的、真正伟大的国度。

而这，需要我们拥有一个开放、自信、理性且专注的头脑。这，或许才是我们从“洋奖”这个词的争议中，最应该沉淀下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