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乌托邦社会的底层技术

【1】

资本主义这套机制最伟大的洞见是发现了市场/资本本身的自我加强效应,因此为了让其发挥最大作用,巧妙设计了驱动力:对生产力最大贡献者的重仓分配规则,而分配机制的极端化才激发了人类创造力和冒险精神在商业领域火山泉涌昼夜不停的喷发

资本主义内置的是追求monopoly后的最大化价值,效率优先。在这场游戏中,资本家/企业家遵循的是最低道德原则(法律),最小对于商业空间发挥的限制保障了最大化商业价值的攫取。

重商主义狂奔年代,忧心忡忡的卡尔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自我驯化,即将成为一头无人可钳制的洪水猛兽,于是论断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实业家绝不信理论先知(马克思)在抽象层面的精彩演绎,但实业家强在现实认知能力,多次暴力革命发生后,实业家看清马太效应走到最后本质是竭泽而渔,因而接受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对于弱势群体的利益倾注,极大缓解了分配极端后导致的社会冲突

【2】

人类已经主要存在 企业、政府、社会3类形态的组织,企业对应着商业治理,政府对应着公共治理,在区块链技术被应用前,社会治理部分由企业承担,部分由社会承担,但是里面的激励失灵现象普遍。比如商业机构做公益,核心诉求是改善企业所在的社会支持网络,间接起到反哺社会的作用,但天然动机不足,只可作为辅助而非商业机构的主轴;政府参与的主要问题则是低效。

商业治理的基础规则是产权保护,资本市场则是其中伟大的一项发明,对shareholder的价值套利设计其实是在鼓励风险承担者推动商业创新。而社会福祉的提升需要整个stakeholder做帕累托改进,因此社会治理核心关注stake-holder,share holder作为资本贡献者,只是stake-holder之一。政府治理则兜底商业无利可图或者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法律,社会安全等等,追求公平原则。

有些领域泾渭分明,有些领域边界模糊,教育、安全既可以是公共产品,也可成为企业提供的差异化商业服务,不同主体诉求不同。但社会领域的很多问题,商业治理提供了高效同时,却违背了社会治理的很多原则,比如最近的滴滴顺风车事件是最可反映这类最大矛盾的经典案例。

【3】

近5年资本吹熟大量商业怪兽,滴滴顺风车事件并不是偶然,政府监管和民生安全在滴滴的追求目标里只作为约束函数,而资本游戏规则内含的利益最大化追求目标则天然有枉顾约束函数的动机,因此这并不是简单企业文化和创始人道德自律可解决的问题(企业文化为加固企业主营业务运作效率服务)。

如果认同滴滴在做的事业是关乎民生的公共交通,也许最佳参与者既不是商业机构,也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的逐利天性与作为民生设施的普惠产生矛盾,政府治理则效率低下。

【4】

区块链技术,标准定义是不可串改的数据库结构。技术或是带来生产力改进,或是带来生产关系改进,很明显区块链技术的价值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我以为,更本质也更准确的理解区块链是一种关于治理(govern)的底层技术。

区块链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主要优势有两个,一是激励照顾整个stake-holder,而非只是share-holder;第二是追求最小化治理成本(因为不可串改的分布式技术特性得以实现),平台只收取用于维持治理秩序的最小gas,接近于亚当斯密的理想提法“小政府,大市场”。

譬如是社会组织,做一个区块链打车项目,它本身设置的token激励两端:运力供给端(司机),运力需求端(乘客),平台本身最小化治理成本,负责核心的调度服务和安全监控。它与滴滴这类中心化商业组织的最大区别是分配机制上:stake-holder通过token机制某种程度上变成了shareholder,其追求的是stake-holder利益最大化,而非share-holder利益最大化,因而约束函数和激励函数两者利益一致,合二为一

【5】

我常常在想,如何把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social capital给设计成一种激励模式?

比如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一个青年把她扶起,青年因为他的善举应该被奖励一个token,老太太因为没有讹青年同样也该被奖励一个token,这个交互形成并沉淀了一次social capital的建设。

难点还是在于人性啊!任何一个技术变革哪怕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抵不住人性中的趋利自利。即便每一个行为都可上链不可串改,上链前的共谋呢?可能在那时,社区里的某一波老太太和小青年们一天的主要活动内容会变成重复摔倒与搀扶。

所以,构建乌托邦社会的底层技术已然出现,但这个社会,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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