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新媒体”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刘于思博士对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进行了访谈（详情可参阅《访谈潘忠党：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 》）。访谈中提到：“新媒体”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他指出，“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往往遮蔽了那些被称为“传统媒体”在现代化理论当中、为现代性建构这一历史大项目所做的贡献，它们是现代性的构成元素之一，所以，“传统媒体”中的“传统”与社会理论当中定义的“传统”全无关联。

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与“传统媒体”的“传统”所指代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传统媒体”中的“传统”指向的是现代，即大众媒体时代。套用彼得斯（John Peters）的讲法，大众媒体是一种“现代性的名册”（theregistry of modernity）（Peters，2006）。因此，把大众媒体称为传统媒体，在概念上是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而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也就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划分和提法背后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充满了概念混淆，其表现就是何为“新媒体”难以被界定清楚，作为领域的“新媒体研究”至今仍然不是建立在具有抽象层次足够高的社会理论基础之上。这个状况也恰恰说明了“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理论层面上的“先天不足”。

潘忠党指出，“新”这种提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有一些预设，虽然人们很少去追究，但这种预设会对理论推理和价值判断带来很大的限制。无论是把新近出现的媒介平台称为“新媒体”，还是将那些以数码形式呈现、以网络形态连接的信息传播技术称为“新媒体”时，“新”与“旧”这样的语汇本身都预设了一种理解媒介技术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而且或多或少地蕴含了“新”即是“好”的假设，而“旧”的事物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甚至应当被淘汰的。

潘忠党说，这样的预设并非没有经验的支持，单就传播技术的物件（artifacts）而言，我们就见证了从留声机时代的黑胶唱片到CD再到云端电子文件的转变，而信息存储设备也从硕大无朋的硬盘演变为更加便于携带的软盘、U盘等设备乃至当前的云端存储技术。尽管形如电报的一些传播技术在物件上似乎不存在了，但这些技术并未消失，而是被整合和囊括到当前的技术当中继续存在着，例如，在电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广播，而电视又是此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今天的Wi-Fi技术也是建立在前述所有技术的基础之上，等等。

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传统”这个概念往往被用来指代那些旧的、已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指的是已经被编码为常规和制度的交往和传播的规则（或符码，即codes）。因此，如果我们使用“传统媒体”的概念来涵盖那些由于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而往往受到忽略的那些媒体，可能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传统媒体”这一概念被用来预设哪些媒体是已经过时的、行将就木的、应当消失的，这种观点就陷入了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和历史目的论，也将带来一系列进一步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媒介时代，广播和电视仍未消失，而是与网络和移动平台结合而出现了新的复兴（new renascence）；报纸也未消失，就像一些媒体人所说的，被告别了的不是报纸，而是作为介质的纸张（王跃春，2013），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籍也不会消失，我们看的电子书未必不是书，正如网络报纸未必不是报纸。这些称呼所指代的物品（artifacts）也许会逐渐只被存储于博物馆，但是它们作为交往的平台和方式的那些文化形式（culturalforms）却未必会消亡。如同曼诺维奇所指出的，构成数字媒体的文化界面的大多数元素来自我们已经熟悉的文化形式（Manovich，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