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为什么，卡夫卡说“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为什么，卡夫卡要把他的生命枝嫁接到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

文学史上最惊人的时刻出现了。

夏可君，哲学家，评论家与策展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以十个独特的阅读法则，深入卡夫卡的文本，在“无用” 的重新思考中，以卡夫卡、本雅明所隐含着的新助力，“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的新原理，让西方人通过中国来认识自身，让进入现代性的中国人去反思自身。

新民说新书《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让“无用”“虚化”以及“余让”的中国范畴，生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核心概念。

阅读卡夫卡：

多余的十诫

“我若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如是说。

“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以虚拟的语气写道。

面对眼前具有东方情调的森林风景，又是写给爱人的书信，并且处于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卡夫卡，于 1916 年 5 月， 在一封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上，似乎要彻底放弃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本源，回到大自然这个根源，回应某种更为本能的召唤，竟然如此这般写道：

“人们终究无须崇拜泉源而消瘦，但在这样的森林里只能就地巡游。而此刻良辰美景经由静寂与空无、经由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感受力而升华；反之那灰暗、庄重的天气则几乎毫无影响。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也肯定过会儿就忍不住，再来这里重游。”

【第一道阅读法则或第一诫就出现了：不要随意地附会与延伸，阅读卡夫卡的语词与语句一定要停留在它的字面书写上，此表面上的书写纹理已经具有某种中国版画的纹路。比如，这“若是”（wäre）虚拟语气的着重符号标记（ä）就表明了某种悖论，这到底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呢？总是有着某种“好像”或“似乎”，而且此“好像”还不可消除。】

与小说的枯燥与反讽不同，卡夫卡在这个温泉疗养处，写到了树木与森林，这封明信片上的文字，与一封1916年5月14日的书信大约同时， 而在那封长长的书信中，卡夫卡写到了正在发生的世界大战与自己的神经疼痛，还自我追问道：“生命枝！我的生命枝长在何处，谁锯开了它？”在这次孤独的旅行中，卡夫卡写出了自己诗人一般充满爱意与温情的即兴遐想，而且他再次强调，尽管是在括号里，以略带戏谑的口气，重复强调了这个语句：

“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何谓“从根本上”？为什么卡夫卡要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生命枝”要长在何处？而且，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犹太人卡夫卡才可能“回家”？

回家，对于犹太人卡夫卡，似乎只有通过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

是的，也就是说，一个犹太人，从根本上，要成为一个中国人，他才可能回家。就在随后的1917—1918年，在大量阅读老庄道家文本的同时，在写作成熟的时刻，围绕《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写作，以“我们的民族”（unser Volk）与“我们中国人”（wir Chinesen）的口吻与笔调，卡夫卡展开了小说的叙事。写着写着，说着说着，卡夫卡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似的，一个中国学者似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情结”（China Komplex）或“中国动机”（chinesische Motive）？它还与19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与汉学家们，尤其是德国文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好奇与想象有所不同 ，只有卡夫卡这个犹太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性命攸关的是，他的生命枝要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他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文学史上最为惊人的时刻出现了。

【由此出现阅读与思考卡夫卡写作所必须面对的第二道法则：不再有根基，不再有生命树，但又必须从生命树的根据上思考生命书写的嫁接手法。】

谁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个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现代犹太人，现在要成为“一个在布拉格的中国人”！他甚至认为，他的生命枝已经被切断，必须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才可能余存。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在“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书写中，乃是一种“余存”的关系（如同犹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剩余者”［remainder］或“余外者”，在整体与部分的逻辑之外），犹太性与中国性本没有什么关系，这又是一种“多余”的关系（如同中国这个民族之为民族是一种“多余类”，在有余与无余的逻辑之外），但又是如此必不可少且无用的必然性关联，因为此余化的关联似乎并没有发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这个现代犹太人卡夫卡还一直在悄悄改写着自己的身份，他要在写作中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冒险记与变形记？

从如此余存与多余的关联中，从如此无用的必然性关联中， 从如此不可能的关系中， 卡夫卡的写作也许从未完成，卡夫卡与中国，这将打开一个新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写作。

【于是出现了第三条阅读法则或第三根生命枝：如何在如此多余的关系中发现如此必需的余存？如何在看似如此无用的关联中找到不同生命彼此共存的必然性条件？】

甚至，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交往中，认为自己是“最后的中国人”。此外，作为卡夫卡自己名字Kafka的一种变音式书写Kakanien（字面上省略了辅音f），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讽刺别名。这个王朝的官僚制度与中国儒家君主政权极为相似，可能这也导致了卡夫卡把《一道圣旨》中的中国帝王身份与自己名字以暗中重叠的方式书写出来—这就是一种从未写出之物，“最后的中国人”也是“最后的帝王”？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之前也写过《中国帝王说》，写到世界中心的天子被一道道围墙，即“长城”所围住，这也许暗示了卡夫卡对自己布拉格-犹太人身份的异质化。

对于熟悉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生命树”隐秘复杂象征性意涵的卡夫卡而言，个体生命枝的折断与再生，需要嫁接在道家的生命树上？当然道教“太极图”的自身封闭性可能也不足以面对现代性的混沌冲击了，这需要什么样的魔法式纯语言书写？让喀巴拉充满天使灵知的“生命树”与中国老庄无何有之乡让人安眠的“无用之树”嫁接起来？如同卡夫卡自己写到的：“生命之树——生命的主人。”

【随之也出现了第四条戒律或第四道枝条：生命树在成为个体生命书写的主人时，其主权显露的时刻也必然是无用的。】

犹太人与中国人本不相关，甚至还是对立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指明了这个对立：“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西方文化当然认为是摩西！

但现在，卡夫卡却要让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这是一次巧妙的“改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句子是被帕斯卡尔置于括号中的，随后的一句话也许更值得玩味：“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甚至，帕斯卡尔还反对那种认为中国使人蒙昧不清的指控，认为中国也有明晰性与光亮可寻，值得去寻找。但这是什么光亮呢？对汉学和精神分析有过研究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娃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如何“细看”而不是笼统看中国，依然是巨大的挑战。中国人真的没有本质吗？西方人在欣赏中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时如何看到其致命的缺陷？这难道不是一张“死皮”——“对生命过程既专制独裁又没能真正掌控”？对于卡夫卡，个体的书写，每日持久又无用的书写——不是为了发表，甚至是为了烧毁，如此在余烬上的书写，就是为了去除这层无处不在的“死皮”？

从根本上，这是一个“无关之联”或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逻辑！也许，整个现代性的生命关联都处于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或“无关之联”的悖论中，一种现代性才出现的“X without X”的绝对悖论中。如同布朗肖接续卡夫卡的写作，如同德里达使之更为明确化的悖论逻辑或“双重约束”：必然有着关系，但也必然没有关系，无关之联，这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逻辑或最为普遍性的生存情态。

【此第五道法则与戒律异常诡异：一切表达都富有逻辑的严格性，但一切逻辑“也许”都是无用的，悖论是可解的，但悖论也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 pas sans pas（无步之伐，step without step）， 乃至于 sans sans sans（绝无之绝，without with-out without）的吊诡播散逻辑（对应庄子的“无无”），在法语中这两种语句的诡异多变与不可确定性，也将贯穿在我们对于卡夫卡与道家的吊诡思考中，无疑这也是现代性最为吊诡的书写“逻辑”之一。】

“无关之联”：来自卡夫卡对老庄道家文本的仔细阅读，在并不可靠的传记——年轻崇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对话录》中，写到了卡夫卡对老庄的着迷。对于我们，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去再次阅读卡夫卡很多日记中的格言与片段，寻觅一个犹太人转化为中国人的方式或道路。这需要我们有着双重的听力与敏感，因为卡夫卡的很多语句其实都受到老子与庄子思想的影响，这是异常微妙与巧妙的改写。这些改写——因为西方学者不能阅读中文，而中国研究者也有着对于卡夫卡德语改写的盲目——迄今为止，还一直没有被发现出来。

【这是第六道法则：阅读只能开始于一种假借之力，一种看似无用的助力，开始于彼此的盲点。但只有如此的行动，才可能得到天使的帮助！寻找卡夫卡文本中的新天使，将是无用的文学之令人着迷的冲动。】

这些语句，这些残碎的语句，一直在那里，如同一节节断裂的铁丝，一直在冰冷地燃烧。是的，冰冷地燃烧，很少有人感受到它们矛盾的激烈性。在德语中，依然被冷冻着，有待于思想的触动而得以解冻。

一个尚未完成的卡夫卡，在走向广义的无用文学写作时，成为无用的教义之助力时，将更为明显。

卡夫卡与中国，这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文本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何卡夫卡要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何只是在20世纪，一个现代犹太人要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为何还要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或自我嘲讽的中国学者— 一个准汉学家？一个学习了一半希伯来语，从翻译作品中学习了一点点中国智慧的人，当然只能是一个不合格的助手，一个有些笨拙的助手，但正是这样的“助手”才至为关键，才可能施行某种意外的转变。

而如此的转化与变形，有着什么样的现代性意义？它只是犹太人的需要吗？也许与之相应，一个中国人也要转化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德国人也要转变为犹太人？

夏可君

如同现代化的中国，就是不断把自己的思想德国化，无论是中国哲学的德国古典化与现象学化，还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此多重的转化与变异（吊诡的问题是：这真的让 中国人的生命与精神结构改变了吗？）， 中国人不就有了一个德国式的脑袋？但是，20世纪德国的第三帝国却在杀戮犹太人。也许因为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他才认为只有从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或者德国人也转变为中国人，才可能避免大屠杀的发生？但这也许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与愿望而已。又或许，这就是卡夫卡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期待。

卡夫卡与中国，犹太人成为中国人，中国人成为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是“他者性”的化身，那么中国人则是“自然性”的化身。如果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容是他者的显现，那么在中国人那里，则并非人性，而是自然山水画与花鸟画，或者就是汉字在书写时的面相。现在，他者性与自然性将发生感通与转化，如同女权主义有所梦想的转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转化。然而，这是现代性重写中最为惊人的梦想，它可能已经发生在卡夫卡的写作世界中，它需要再次被书写出来，它在卡夫卡的文本里，却从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如果有着所谓的阅读，它将如同本雅明所言：这是去发现从未写出之物，这是去发现一种生命转化的变形记，发现一种无用的文学。

【卡夫卡与中国，只有同时带着双重的目光—中国道家的神秘主义与犹太教喀巴拉的神秘主义，且带着中国人与犹太人“无关之联”的吊诡关系，我们才可能发现这些语句的奇特之处，才能进入卡夫卡神奇的书写世界，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书写备忘录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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