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卡夫卡说“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为什么,卡夫卡要把他的生命枝嫁接到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
文学史上最惊人的时刻出现了。
夏可君,哲学家,评论家与策展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以十个独特的阅读法则,深入卡夫卡的文本,在“无用” 的重新思考中,以卡夫卡、本雅明所隐含着的新助力,“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的新原理,让西方人通过中国来认识自身,让进入现代性的中国人去反思自身。
新民说新书《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让“无用”“虚化”以及“余让”的中国范畴,生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核心概念。
阅读卡夫卡:
多余的十诫
“我若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如是说。
“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以虚拟的语气写道。
面对眼前具有东方情调的森林风景,又是写给爱人的书信,并且处于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卡夫卡,于 1916 年 5 月, 在一封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上,似乎要彻底放弃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本源,回到大自然这个根源,回应某种更为本能的召唤,竟然如此这般写道:
“人们终究无须崇拜泉源而消瘦,但在这样的森林里只能就地巡游。而此刻良辰美景经由静寂与空无、经由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感受力而升华;反之那灰暗、庄重的天气则几乎毫无影响。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也肯定过会儿就忍不住,再来这里重游。”
【第一道阅读法则或第一诫就出现了:不要随意地附会与延伸,阅读卡夫卡的语词与语句一定要停留在它的字面书写上,此表面上的书写纹理已经具有某种中国版画的纹路。比如,这“若是”(wäre)虚拟语气的着重符号标记(ä)就表明了某种悖论,这到底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呢?总是有着某种“好像”或“似乎”,而且此“好像”还不可消除。】
与小说的枯燥与反讽不同,卡夫卡在这个温泉疗养处,写到了树木与森林,这封明信片上的文字,与一封1916年5月14日的书信大约同时, 而在那封长长的书信中,卡夫卡写到了正在发生的世界大战与自己的神经疼痛,还自我追问道:“生命枝!我的生命枝长在何处,谁锯开了它?”在这次孤独的旅行中,卡夫卡写出了自己诗人一般充满爱意与温情的即兴遐想,而且他再次强调,尽管是在括号里,以略带戏谑的口气,重复强调了这个语句:
“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何谓“从根本上”?为什么卡夫卡要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生命枝”要长在何处?而且,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犹太人卡夫卡才可能“回家”?
回家,对于犹太人卡夫卡,似乎只有通过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
是的,也就是说,一个犹太人,从根本上,要成为一个中国人,他才可能回家。就在随后的1917—1918年,在大量阅读老庄道家文本的同时,在写作成熟的时刻,围绕《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写作,以“我们的民族”(unser Volk)与“我们中国人”(wir Chinesen)的口吻与笔调,卡夫卡展开了小说的叙事。写着写着,说着说着,卡夫卡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似的,一个中国学者似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情结”(China Komplex)或“中国动机”(chinesische Motive)?它还与19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与汉学家们,尤其是德国文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好奇与想象有所不同 ,只有卡夫卡这个犹太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性命攸关的是,他的生命枝要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他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文学史上最为惊人的时刻出现了。
【由此出现阅读与思考卡夫卡写作所必须面对的第二道法则:不再有根基,不再有生命树,但又必须从生命树的根据上思考生命书写的嫁接手法。】
谁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个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现代犹太人,现在要成为“一个在布拉格的中国人”!他甚至认为,他的生命枝已经被切断,必须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才可能余存。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在“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书写中,乃是一种“余存”的关系(如同犹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剩余者”[remainder]或“余外者”,在整体与部分的逻辑之外),犹太性与中国性本没有什么关系,这又是一种“多余”的关系(如同中国这个民族之为民族是一种“多余类”,在有余与无余的逻辑之外),但又是如此必不可少且无用的必然性关联,因为此余化的关联似乎并没有发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这个现代犹太人卡夫卡还一直在悄悄改写着自己的身份,他要在写作中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冒险记与变形记?
从如此余存与多余的关联中,从如此无用的必然性关联中, 从如此不可能的关系中, 卡夫卡的写作也许从未完成,卡夫卡与中国,这将打开一个新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写作。
【于是出现了第三条阅读法则或第三根生命枝:如何在如此多余的关系中发现如此必需的余存?如何在看似如此无用的关联中找到不同生命彼此共存的必然性条件?】
甚至,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交往中,认为自己是“最后的中国人”。此外,作为卡夫卡自己名字Kafka的一种变音式书写Kakanien(字面上省略了辅音f),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讽刺别名。这个王朝的官僚制度与中国儒家君主政权极为相似,可能这也导致了卡夫卡把《一道圣旨》中的中国帝王身份与自己名字以暗中重叠的方式书写出来—这就是一种从未写出之物,“最后的中国人”也是“最后的帝王”?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之前也写过《中国帝王说》,写到世界中心的天子被一道道围墙,即“长城”所围住,这也许暗示了卡夫卡对自己布拉格-犹太人身份的异质化。
对于熟悉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生命树”隐秘复杂象征性意涵的卡夫卡而言,个体生命枝的折断与再生,需要嫁接在道家的生命树上?当然道教“太极图”的自身封闭性可能也不足以面对现代性的混沌冲击了,这需要什么样的魔法式纯语言书写?让喀巴拉充满天使灵知的“生命树”与中国老庄无何有之乡让人安眠的“无用之树”嫁接起来?如同卡夫卡自己写到的:“生命之树——生命的主人。”
【随之也出现了第四条戒律或第四道枝条:生命树在成为个体生命书写的主人时,其主权显露的时刻也必然是无用的。】
犹太人与中国人本不相关,甚至还是对立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指明了这个对立:“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西方文化当然认为是摩西!
但现在,卡夫卡却要让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这是一次巧妙的“改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句子是被帕斯卡尔置于括号中的,随后的一句话也许更值得玩味:“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甚至,帕斯卡尔还反对那种认为中国使人蒙昧不清的指控,认为中国也有明晰性与光亮可寻,值得去寻找。但这是什么光亮呢?对汉学和精神分析有过研究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娃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如何“细看”而不是笼统看中国,依然是巨大的挑战。中国人真的没有本质吗?西方人在欣赏中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时如何看到其致命的缺陷?这难道不是一张“死皮”——“对生命过程既专制独裁又没能真正掌控”?对于卡夫卡,个体的书写,每日持久又无用的书写——不是为了发表,甚至是为了烧毁,如此在余烬上的书写,就是为了去除这层无处不在的“死皮”?
从根本上,这是一个“无关之联”或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逻辑!也许,整个现代性的生命关联都处于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或“无关之联”的悖论中,一种现代性才出现的“X without X”的绝对悖论中。如同布朗肖接续卡夫卡的写作,如同德里达使之更为明确化的悖论逻辑或“双重约束”:必然有着关系,但也必然没有关系,无关之联,这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逻辑或最为普遍性的生存情态。
【此第五道法则与戒律异常诡异:一切表达都富有逻辑的严格性,但一切逻辑“也许”都是无用的,悖论是可解的,但悖论也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 pas sans pas(无步之伐,step without step), 乃至于 sans sans sans(绝无之绝,without with-out without)的吊诡播散逻辑(对应庄子的“无无”),在法语中这两种语句的诡异多变与不可确定性,也将贯穿在我们对于卡夫卡与道家的吊诡思考中,无疑这也是现代性最为吊诡的书写“逻辑”之一。】
“无关之联”:来自卡夫卡对老庄道家文本的仔细阅读,在并不可靠的传记——年轻崇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对话录》中,写到了卡夫卡对老庄的着迷。对于我们,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去再次阅读卡夫卡很多日记中的格言与片段,寻觅一个犹太人转化为中国人的方式或道路。这需要我们有着双重的听力与敏感,因为卡夫卡的很多语句其实都受到老子与庄子思想的影响,这是异常微妙与巧妙的改写。这些改写——因为西方学者不能阅读中文,而中国研究者也有着对于卡夫卡德语改写的盲目——迄今为止,还一直没有被发现出来。
【这是第六道法则:阅读只能开始于一种假借之力,一种看似无用的助力,开始于彼此的盲点。但只有如此的行动,才可能得到天使的帮助!寻找卡夫卡文本中的新天使,将是无用的文学之令人着迷的冲动。】
这些语句,这些残碎的语句,一直在那里,如同一节节断裂的铁丝,一直在冰冷地燃烧。是的,冰冷地燃烧,很少有人感受到它们矛盾的激烈性。在德语中,依然被冷冻着,有待于思想的触动而得以解冻。
一个尚未完成的卡夫卡,在走向广义的无用文学写作时,成为无用的教义之助力时,将更为明显。
卡夫卡与中国,这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文本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何卡夫卡要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何只是在20世纪,一个现代犹太人要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为何还要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或自我嘲讽的中国学者— 一个准汉学家?一个学习了一半希伯来语,从翻译作品中学习了一点点中国智慧的人,当然只能是一个不合格的助手,一个有些笨拙的助手,但正是这样的“助手”才至为关键,才可能施行某种意外的转变。
而如此的转化与变形,有着什么样的现代性意义?它只是犹太人的需要吗?也许与之相应,一个中国人也要转化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德国人也要转变为犹太人?
夏可君
如同现代化的中国,就是不断把自己的思想德国化,无论是中国哲学的德国古典化与现象学化,还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此多重的转化与变异(吊诡的问题是:这真的让 中国人的生命与精神结构改变了吗?), 中国人不就有了一个德国式的脑袋?但是,20世纪德国的第三帝国却在杀戮犹太人。也许因为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他才认为只有从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或者德国人也转变为中国人,才可能避免大屠杀的发生?但这也许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与愿望而已。又或许,这就是卡夫卡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期待。
卡夫卡与中国,犹太人成为中国人,中国人成为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是“他者性”的化身,那么中国人则是“自然性”的化身。如果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容是他者的显现,那么在中国人那里,则并非人性,而是自然山水画与花鸟画,或者就是汉字在书写时的面相。现在,他者性与自然性将发生感通与转化,如同女权主义有所梦想的转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转化。然而,这是现代性重写中最为惊人的梦想,它可能已经发生在卡夫卡的写作世界中,它需要再次被书写出来,它在卡夫卡的文本里,却从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如果有着所谓的阅读,它将如同本雅明所言:这是去发现从未写出之物,这是去发现一种生命转化的变形记,发现一种无用的文学。
【卡夫卡与中国,只有同时带着双重的目光—中国道家的神秘主义与犹太教喀巴拉的神秘主义,且带着中国人与犹太人“无关之联”的吊诡关系,我们才可能发现这些语句的奇特之处,才能进入卡夫卡神奇的书写世界,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书写备忘录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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