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协同办公市场需求爆发的一年。
全球疫情危机,催生了远程办公、线上会议、线上协作的蓝海市场。无论是早早入局的钉钉、企业微信、Zoom,还是2019年下半年进场的飞书、WeLink、腾讯会议,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业绩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仅2020年1月24日到2月22日一个月的时间,综合办公类APP的DAU比2019年同期(2019年2月4日-3月5日)同比增长98.19%,而视频会议同比暴增1465.04%。
中国企业主对于组织升级的迫切要求,不言而喻。
但别忘了,组织升级、效率提升议题的另一面是“人”。随着这波浪潮,中国几亿职场人被席卷进入了“工具热”的时代: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通过视频会议开早会,通过在线文档改表单,也在这些软件上接受职场培训和学习交流。
那些曾经批评线上组织流程不透明的企业主、吐槽钉钉的企业员工,都构成了中国企业、组织“线上化”生态中的最小单元。他们对于职场效率、办公体验上更多元的需求,或将成为协同办公市场向更高级进化的关键因素。
站在2020年尾,这是一个值得复盘和思考的议题:协同办公市场,潮水的方向会否转向?
如果没有疫情的特殊情况,办公问题一直是中国企业和职场人的“痒”点,并不“痛”。这就包括办公是否线上化?是否足够协同?
接受钛媒体App调研的部分创业者表示,职场办公方面“最痛的”,是那些“必须用公司电脑才能查看相关资源”的办公方式;或者,匆匆上马的企业办公软件,越是用的久,越发现ta根本不符合企业所在行业特色。
一家零售企业的业务负责人告诉钛媒体App,公司一直采用自建的协同办公工具,但突发疫情后,根本无法满足远程协同得需求。
“我们团队的工作性质偏调研和决策,早就悄悄切换到了第三方平台上。”原因很简单,当一个内部工具需要远程承载公司所有业务的时候,企业里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都对工具的用户体验、会议、存档等功能的稳定性越发敏感。
而对于一些团队规模中等的新经济企业,微信群组等IM工具扮演了办公场的角色,但拿微信群组完成团队管理,弊端越来越多,碎片化、逃不开的干扰,让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希望在工作之时“逃离微信”。
中国企业的“办公焦虑症”集体爆发。
由于疫情来的突然,“先码一套软件全员用起来。”这是钛媒体在今年4月发起的100家企业复工大调研中,多数被调研企业主的主流心态。
而随着非同寻常的2020年进入尾声,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一个事实:疫情带来的远程办公、数字化转型加速等诸多趋势,是不可回撤的。
根据Gartner今年7、8月份对1847名CIO调研后发布的《The 2021 CIO Agenda: Seize This Opportunity for Digital Business Acceleration(2021年CIO议程:把握机遇,加速发展数字业务)》报告,大部分CIO表示,他们会在2021年持续推行他们在疫情期间所做的数字化决策。
办公数字化这件事,既然最初不得不做、未来持续要做,企业主们都开始思考:办公有这么多“痛”点,公司的协同办公工具是不是到了要谨慎选型的时刻,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办公工具才适合我?
“要用更好用的协同办公软件”,企业这种自身需求觉醒,给协同办公市场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如果这个市场重新考虑办公工具的可用性,就等于就地“洗牌”。
一家成长中的股权投资基金匿名接受了钛媒体App采访。基金公司是典型的对效率极致追求的中型团队,由于团队成员分布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他们近两年来一直是Zoom企业版、腾讯微云和谷歌邮箱套件的高频使用者。
在2020年上半年,他们发现了飞书App,直接决定弃用了上一个协同软件,全部移到飞书。其创始人在接受钛媒体App采访时坦言,“股权投资行业就是一个追求信息透明、精细化管理的行业,团队如何高效协同,直接决定了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基金先后投资了金山云、小米、蔚来汽车等知名企业,在创始人的观察中,中国的新经济企业,已经比上一代企业主更加追求组织扁平化和对组织能力的重视,“我所投过的明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如果你重视‘人的智慧’,企业才能保持生命力。”
趋势如此,这也成了中国企业主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上码软件,是为了管住人,还是为了人人好用?企业主是否真的看见了每一个被工具真实连接起来的使用者?
随着产业升级的深入,商业环境的自我革新,真正推动中国企业主买单办公软件的决策因子,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只是应急,不只是能用;要重视用户体验,要好用。
一位从业多年的UI设计师在采访时告诉钛媒体App,在使用公司指定的某协同办公软件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工作嘛,大家都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她最近一次感受到体贴的服务,是一款办公软件通过“日历”功能告诉她,她预定的线上课程要开始了,
“相信这一点大家非常有共识,B端产品的用户体验其实差非常多,我们每天手机中使用的C端产品相比它的用户体验远远达不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这一点我们希望从飞书开始能够有更多的产品改变它。” 字节跳动副总裁谢欣在今年的公开演讲中这样表达了他对 to B 产品体验的看法。
在需求驱动,和一部分企业级软件创业者的响应下,未来的市场买单者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们是否更注重企业级办公软件的员工体验?是否会从企业文化、组织升级的角度考虑办公工具与自身企业的适用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他们在企业办公市场的一票,投给谁。
协同办公市场的第一次洗牌,对于协同办公领域的创业者们而言,是一次绝佳的窗口期。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数量之多,上千万家大、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教育、制造、零售、医疗、互联网等各个领域,他们对办公工具的诉求各不相同。
尽管巨头云集,但很难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协同办公服务商的差异化战略也十分明显。钛媒体App调研发现,目前已经出现的有差异化需求的企业类型有:
1.教育机构:这是被疫情激发的一个协同办公赛道,针对这个赛道已经有企业专门推出了教育版本 2.中大型政企:该类企业对软件的安全、可集成性要求较高 3.强销售型企业:该类需要协同办公软件具备较强C端触达、精准营销的能力 4.知识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需要协同办公软件有强大的知识管理能力,如文档的协作、处理能力
按照协同办公行业的市场逻辑,大部分服务商都不会只盯一个垂直领域,而是采取在某个领域极为擅长,并向其他大、中、小企业逐渐扩展的策略。
有两个典型的案例。
一个是企业微信的例子,2019年12月,企业微信的3.0版本宣布正式与个人微信资源打通,目前企业微信的企业用户可以让销售人员用企业微信加客户的个人微信号,方便对商机的跟踪管理。同时企业微信也与销售易等一些CRM软件实现了打通,可以帮助企业用户沉淀私域流量。
另外一个案例,来自飞书。飞书在上线后首个发布会上,推出了飞书直播、飞书妙记、飞书邮箱、飞书话题圈、飞书文档等系列工具,小米集团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王川对飞书的判断是,“特别适合知识密集型的企业……以赋能为核心而不是以管控为核心”。
除了赛道的差异化,先入场的企业微信、钉钉与后入场的飞书还有一个产生语境的差异。
从现在飞书的产品形态来看,飞书不管是与阿里钉钉还是与腾讯企业微信都没有正面交锋,原因在于钉钉和企业微信都产生于中国产业互联网初期的数字化大潮,此二者解决的问题是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过程中业务上云的问题、降本增效的问题。
飞书推出的诸多产品首要解决的是企业的办公工具问题。比如怎么在一个文档里面实现高效的多人协作,如何通过思维笔记改善工作方式,如何通过OKR的透明化激励团队等等。
将此三者放到协同办公的整体视角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哪种差异化策略更能够先行赢得企业主和企业员工的心呢?
或许,这要看他们谁先进入“临界大多数”的质变点。
临界大多数是指当体系中接受创新的人数达到某个数量,其后的创新会自行被大家接受。而交互式媒体(如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和视频会议)的采用率通常也显示了所谓临界大多数的现象。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的协同办公市场是多巨头共存的话,那么第一个巨头的用户采用率要先行达到临界大多数,在此之后其用户量才会呈指数级增长。
这样看来,协同办公服务商要能够被足够多的用户认可和采纳,才可能笑到最后。
一款云会议产品的创始人曾告诉钛媒体App,在市场策路和获客上,口碑要比销售渠道更重要。他曾表示,“一旦有一场百人、千人会议在云上召开时,大家觉得体验好,回去后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
在协同办公市场,同样的道理是成立的。一家小到十几人,大到几万人的企业,在全员使用某一款协同办公软件时,这些员工都有机会成为病毒营销的起点。
那么,让工具回归到工具本身,从工具的好用性、功能的前沿性,对工具最末端的用户进行留存,重视用户体验,是达到上述目标的关键。
在资源贫乏阶段,“能用”是底线;在资源逐渐丰富的阶段,好用是未来。“好用”或许是中国企业级软件在当下应该考虑和追求的。
问题是,要如何理解“好用”?
跨国会议软件Zoom是疫情期间的明星企业,其最近一季财报显示,Zoom的营收增速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超过300%,同时日活跃用户数突破3亿,现阶段股价较3月份上涨近4倍,市值已突破千亿大关。
简单好用,就是对Zoom价值的最高提炼。
其创始人兼CEO袁征曾对媒体说过:“坚持简单真的是非常难,但是好的产品就是有价值、简单。创业初期,Zoom团队都是工程师,没有产品经理、设计师和美工,但我们的要求是,有些功能要做到只需要一个按钮。”
社交软件微信之父张小龙对“好用”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在一次公开演讲时,他说:“在产品之外,我觉得对微信来说,有一个价值点是我们所遵循的,就是尊重用户,尊重个人。”
谢欣则这样表达他对协同工具价值的理解: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希望雇佣员工的大脑而非双手。员工需要的是被激发,而不是被管控,同时我们的工具也应该帮助大家实现这个目的。”
简单、尊重用户、尊重个人、激发而不是管控……这些是他们对软件“好用”的看法。
反观中国目前的企业级软件,是否真的有让末端用户感受到好用的企业级软件呢?这个问题目前可能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将协同办公软件从数字化转型的宏大命题下跳脱出来,单纯从文档、从会议、从即时通讯的角度考虑它的工具属性,事情是否会变得不一样?
以文档为例,疫情催生了在线文档协作的需求,多家企业纷纷加强了在线文档协作的功能。从“能用”和“好用”的角度考虑,“能用”的在线文档是可以实现多人实时在线编辑;而“好用”的在线协作文档,除了在“实现多人在线编辑”之外,还需要向前走一步,比如要考虑多人在线协作是否有延迟?再比如能否模拟真实线下开会场景,能让大家边改文档,边进行充分的讨论。
王川曾发表过它对一款“好用”文档的看法,他认为在线文档是可以帮他做到知识的链接和管理的:“我会把一个专题用一个文档标记,然后所有专题相关的内容链接到一个文档,一个入口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文章之间可以加入链接”。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好用”就是要用to C的思路做to B,以用户为中心,重视每一个细分功能的产品体验,将每一个功能做到极致。当下,中国协同办公软件正需要一个从“能用”到“好用”的理念的跨越。
但这也不是协同办公软件的全部。如果说“好用”的理念可以帮助协同办公软件率先到达“临界大多数”,那么为企业主提供“超越工具的组织管理”服务,是这些软件持续跑赢的根本。
追求“好用”,并不意味着协同办公软件要放弃组织管理的职能。
因为在“好用”的同时,协同办公工具还需要是企业组织管理的帮手。企业主作为协同办公软件的用户兼买单者,一个明确的诉求是,在“好用”的工具之上,追求超越工具的组织管理。
一位刚刚推动了全员启用飞书的企业创始人告诉钛媒体App,“传统的办公软件我们也用过,但显然大多数产品是从外部推演客户的需求;而飞书不太一样,它是字节跳动这家全新巨头的‘能力外化’。我们当然要和先进的组织去对齐。”
那么“能用”的组织管理软件,和“好用”的管理软件又有什么区别呢?
“开放的组织架构(打破利益的墙壁)和透明的激励机制(去掉无能的控制)造就了一家伟大的公司。”一位接受钛媒体采访的企业管理者说。换句话说,他认为,好的管理软件理应达到这样的效果,管理软件不能流于表面控制,而是要能够以跟得上时代的现代化方式处理好管理者跟员工的关系。
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董事长张文中博士在最近出席的一次大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数字化,给我们展现了‘全面透明’。我们可以对一件事儿跟踪到底,我们可以对目标跟踪到底,我们知道领导在想什么,我们也知道公司所有的人在干什么。上下同域,一步到位。”
对于物美这样的零售大企业,能够在协同办公上实现“数字驱动,人人在线,任务到人,逐级解决,实时响应,闭环落地”的效果,除了有他们自己在IT技术人员的努力,实际上也借助了第三方协同办公软件的支持。
在理念认同的基础上,拥有1800个门店、超大员工量级的物美集团,在2020年成为了飞书的客户。 他们在内部的办公系统中,集成了飞书的文档、会议等许多功能。
从“能用”到“好用”的进化来看,中国的协同办公市场远未到终局,它还在等待一个向更高级进化的质变点。但值得庆幸的是,市场上走在前面的企业已经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就像目前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变革一样,使用先进的工具提升组织管理效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工作方式的变革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部分。未来,这个变革怎么进行,借助什么样的工具进行,或多或少都影响着企业今后的成长。
最后,用张文中博士的话与大家共勉:“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时代是人人在线、事事在线、物物在线的时代,因此要求我们有数据化支持的组织,这样一个新的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系统之上,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 | 秦聪慧,编辑 | 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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