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评不上中科院院士的屠呦呦当选美国科学院院院士！

当地时间2025年4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新当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有120人当选院士，30人当选外籍院士，以表彰他们在原创性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且持续的成就。

此次，未获得中科院院士的诺奖得主、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屠呦呦教授当选外籍院士。

屠呦呦因其发现的青蒿素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早已成为全球公认的科学巨匠，然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她却屡屡落选。

要怪只能怪屠呦呦的“三无”身份不符合中科院院士评选的基本资格。

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前两者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她成长于特殊年代），但“无院士头衔”却成为其职业生涯的尴尬注脚。尽管她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并多次被提名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始终未能当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明确强调“原创性研究的杰出成就”，而屠呦呦的当选恰恰印证了国际学界对其贡献的认可。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北大教授饶毅等同样因“不善交际”“直言不讳”或“非主流研究领域”而落选院士，却相继获得国际顶级学术荣誉。

反观国内院士名单中，不乏涉嫌学术造假或依赖行政资源者稳坐其位。例如，四川大学原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等人曾被多次质疑学术不端，却依然跻身院士行列。这种“贡献卓著者落选，争议人物当选”的怪象，暴露了院士评选机制的严格标准。

反观美国的学术评价和院士标准就要宽松得多。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评选逻辑以“第一性贡献”为核心。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中实现三个“第一”——首次将青蒿素引入“523项目”、首次提取出高效抗疟成分、首次完成临床验证——获得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这种对“首创性”的推崇，是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共识。然而，中国院士评选更倾向于“集体贡献论”，强调团队协作而淡化个人突破。青蒿素研究虽是集体成果，但若没有屠呦呦的关键发现，后续研究或将无从谈起。国内评选机制对“第一人”价值的忽视，本质上是对创新动力的消解。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评价标准的异化。国内院士评选常被诟病为“头衔竞赛”，过度看重论文数量、行政职务或行业资历，而非实际科学贡献。屠呦呦的案例显示，一个没有博士学位、扎根传统中医药研究的科学家，即使取得世界级成就，仍可能因不符合“现代学术范式”而被边缘化。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评选则更注重成果的原创性与社会影响力，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范汕洄因“利用太空冷源推动能源革新”当选，其研究直接指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

其实，中国的院士评选更考验政治智慧。

屠呦呦的遭遇还映射出中国学术生态的行政化思维。院士头衔不仅是学术荣誉，更与资源分配、项目评审、政策话语权紧密绑定。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机制，催生了“公关型科学家”——他们擅长协调关系、争取项目，却未必专注于科研突破。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曾评价她“不善交际，直言不讳”，这种性格在强调“人情世故”的评选环境中显然处于劣势。

此外，院士评选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长期受质疑。尽管官方声称评选“独立客观”，但实际操作中，学科派系、单位利益、行政干预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例如，部分高校将院士数量作为“政绩指标”，不惜动用资源推动候选人当选，而真正潜心研究的科学家反遭冷落。这种功利化导向，使得学术荣誉异化为利益博弈的工具。

屠呦呦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中国学术体制的一面镜子。若不能正视其中折射出的评价扭曲、行政干预与功利主义问题，我们将难以孕育下一个“屠呦呦”。科学进步需要自由包容的土壤，更需要一个让真正有贡献者被看见、被尊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