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当选外籍院士，却是中国院士的局外人…

你或许永远无法释怀：为全球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屠呦呦，三次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最终都失败了。

2025年4月30日，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公布新晋院士名单，95岁的屠呦呦当选外籍院士，成为继2015年诺贝尔奖、2019年共和国勋章后，这位中国科学家的又一国际殊荣。

然而，这一消息却将中国科学界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为何拯救数百万生命的“抗疟斗士”，却始终未能叩开中国科学院的大门，成为中国院士制度的“局外人”。

1930年，屠呦呦生于宁波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坚持让她接受教育。16岁时，一场肺结核让她休学两年，这段经历或许埋下了她投身医药研究的种子。

1951年，她选择冷门的生药学专业，系统学习药学知识。毕业后进入中药研究所，开始药物研究生涯。

20世纪60年代，疟疾肆虐全球。1969年，屠呦呦临危受命，带领团队筛选2000多个药方，经历数百次失败后，最终锁定青蒿。

1971年10月4日，她成功提取出抗疟有效成分。为确保临床安全，她主动申请首批试药。1972年，青蒿素首次临床试验成功，挽救了无数生命。

此后，她不断优化药物，1973年合成双氢青蒿素，1977年向世界公布成果。2015年，她荣获诺贝尔奖。这一奖项是国际科学界的最高认可之一。

2019年，89岁高龄的她仍在攻克青蒿素抗药性难题。从实验室到临床，她用一生诠释了医者仁心。屠呦呦及其团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为全球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屠呦呦却屡屡碰壁，三次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最终都失败了。

公认原因有四：

其一、年龄限制

中科院院士增选规定候选人“原则上不超过65岁”，屠呦呦2015年获诺奖时已85岁，制度性门槛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屠呦呦的主要科研成果集中于1970年代，彼时院士制度尚未完善，而2015年诺奖时她已超龄，制度设计的刚性成为“大器晚成”者的枷锁。

反观美国科学院，94岁的屠呦呦仍因历史性贡献当选，凸显评选理念差异.。

其二、推荐机制

在中科院院士增选规则中，65岁以上的候选人需至少两名院士推荐，且推荐程序复杂。而屠呦呦性格耿直、疏于学术社交，难以获得足够支持。

饶毅曾公开批评院士评选存在“人情推荐”和“圈子文化”，并举报曹雪涛、裴钢等院士学术不端，虽未坐实，却暴露出推荐制的信任危机。

相比之下，美国科学院更依赖第三方同行评审，减少人脉因素干扰。

其三、成果时效

中科院院士评选强调“近五年突出成果”，而青蒿素的研究历时数十年，其价值在数十年后才被国际充分认可。这种“唯近期论”的评价体系，忽视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滞后性，导致屠呦呦的里程碑式成就被制度性淡化。

青蒿素研发源于国家“523任务”，涉及数十家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尽管饶毅等学者通过史料考证，确认屠呦呦为“关键发现者”，但集体协作时代的成果归属问题，长期成为其院士之路的争议焦点。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折射出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对个体原创性贡献的识别不足。

其四、SCI崇拜

青蒿素研究初期未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直到诺奖后才被广泛关注。中科院评选长期依赖论文数量、期刊等级等量化指标，忽视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突破。

屠呦呦的案例，正是对“唯论文论”的尖锐讽刺。

屠呦呦没有博士头衔，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人脉，不像时下的“跨界天才”董袭莹，年纪轻轻就是归国学者，医学博士。

以董袭莹博士的骇人家世，如果不是小四事发，在六十岁之前拿一个院士头衔，应该不是难事。

屠呦呦的“院士悖论”，不仅是个人荣誉的缺失，更是中国科学评价体系的集体反思。

若制度不能容纳拯救生命的英雄，所谓的“学术荣誉”终将沦为权力游戏的装饰品。

美国科学院的聘书，是对屠呦呦的致敬，更是对中国院士制度的一记警钟——

唯有打破年龄枷锁、摒弃人情江湖、回归科学本质，才能让真正的创新者不再需要“出口转内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正如网友所言：“青蒿素治愈了疟疾，却治不好学术评价的顽疾。”

当屠呦呦以95岁高龄站上国际领奖台时，我们期待中国院士制度能迎来一场真正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