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上看CCR5Δ32很有意思，它能抵御HIV入侵，却也埋下的“暗雷”

2025 年 5 月 5 日，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生命科学顶尖刊物《Cell》 上发表了题为：Tracing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CCR5delta32 deletion via ancient and modern genomes的研究论文。从进化上看CCR5Δ32，很有意思，摘要重点以飨读者。

该研究通过分析 934 具古代遗骸和 2504 个现代人类基因组，追踪了 CCR5Δ32 缺失突变的演化轨迹，该等位基因在距今 8000 至 2000 年间经历了自然选择，后来通过大航海时代等历史事件传播到了拉丁美洲。这项研究首次全面描绘了 CCR5Δ32 等位基因的演化历史。

CCR5基因缺失是“免疫盾牌”还是“隐藏陷阱”？——从人类进化历史到医学伦理的双重思考！人类基因组中有一个被高度关注的变异：CCR5Δ32（Δ表示缺失），曾被称为“抵抗HIV的天然屏障”，也被不当应用于全球首个“CCR5Δ32基因编辑同胞姐妹”，最终引发全球震动与深刻反思。实际上，CCR5这个基因及其Δ32缺失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CCR5并非为HIV而存在，Δ32缺失早在人类进化史中出现！CCR5是一种位于免疫细胞表面的趋化因子受体，在调控免疫细胞迁移、炎症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而Δ32缺失型变异（即CCR5Δ32）是一段长达32个碱基对的缺失突变，会导致CCR5蛋白功能缺失。

研究显示，CCR5Δ32最早出现在大约6700年前的西欧亚草原地区（Western Steppe），起源于一个包含84个标记位点的特定单倍型（Haplotype B），并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因未知的选择压力快速扩散；如今，在欧洲人群中频率可达10%–16%，而在非洲和东亚人群中极为罕见。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地域分布的矛盾性，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古代欧亚大陆特有的流行病选择压力，但同时也暗示该突变可能对某些环境或遗传背景具有依赖性。

而首次发现HIV是上个世纪80年底初，CCR5Δ32显然不是因为HIV作为选择压力存在的，而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应对某种古代病原体或免疫挑战的结果。

CCR5缺失的“双刃剑效应”：益处与风险并存！（1）潜在益处：HIV天然抵抗力，HIV依赖CCR5受体侵入T细胞；携带CCR5Δ32纯合子几乎对HIV免疫，异合者感染后病程延缓；或对部分急性炎症反应有保护作用：如卒中后认知恢复、某些病毒感染后的免疫过激反应。

（2）潜在风险：对其他病毒更敏感，CCR5Δ32携带者可能更易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登革热等；影响自身免疫病风险：如I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等中存在风险升高或病情波动的可能；可能影响肿瘤免疫与神经功能，CCR5参与免疫监视与炎症调节，缺失可能影响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过程。

简单分成益处和风险这事本身就有点儿冒险，CCR5Δ32是人类演化选择的产物，也可能是一个免疫系统“多面镜”，不能简单定义其“有益”或“有害”。因此在开发CCR5相关治疗（如CCR5拮抗剂、基因敲除、HIV疫苗）时，应充分考虑其多功能性。

案例警钟：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成功编辑胚胎CCR5基因缺失，旨在让双胞胎姐妹获得“天然抗HIV能力”（其母亲是HIV感染者），引发全球震惊！该项目被质疑科学依据不足、伦理审查缺失、医疗风险巨大；后被认定为非法医疗行为，贺建奎因此受到刑事处分。

这是个深刻教训！所谓“治疗靶点”可能牵动全身系统；所谓“技术突破”若缺乏伦理自律，可能变为伤害。未来，无论是做研究、做药物，还是面对基因编辑，我们都必须牢记：人类基因，每一个都是生物史书的一页，不容轻易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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