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丽媛 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肖丽媛：女，出版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将《长袜子皮皮》《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丁丁历险记》等国际著名儿童图书引入中国，并主持出版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2017年与央视《朗读者》节目合作，出版了同名图书，收到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采访手记】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那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就位于这栋小楼里。昏暗的楼道、斑驳的橱窗、老旧的桌椅，走进其间，让人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

肖丽媛坐在简朴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她的最新成果。她拿起手机，对着书页上的一个图标扫了一下，屏幕上立刻跳出了《朗读者》的节目视频。肖丽媛自豪地说，她把AR技术引进到图书中，获得了成功。

她那种兴奋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在人文社充满历史气息的厚重氛围里，我看到新的出版技术和理念，在悄悄地闪烁着光芒。

12017年，你策划的图书《朗读者》反响非常热烈，之前预料到这本书会成功吗？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它肯定会成功。第一它有央视这个平台，第二《朗读者》本身的内容特别好。我们在节目筹备期就参与了文本和名人的推荐工作，所以对这个选题的判断还是很自信的。现在版权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我在做图书竞标方案时特别用心，把我这么多年的出版经验全都用上了，不仅针对不同读者群进行了多版本开发，而且用上了AR技术，把影像和图书结合起来。所以从8月13日首发到现在，五个多月已经发行近一百万册。

2你觉得像《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这类电视节目和图书突然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在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普通百姓越来越有意愿回归传统文化，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老祖宗的智慧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在喧嚣的现代社会守住心中的一片净土；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中国人也更愿意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

3你大学读的是化学专业，后来怎么走上了文学和出版的道路？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鲁迅最初是学医的，后来也做过编辑。我在高中时化学成绩好，得过全年级第一，老师一表扬，加上当时的铁律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好才是真的好，文科仿佛是无奈的选择。就这样，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化学专业。但大学期间的一次氯气实验导致我大量脱发，这对女孩子是比较恐怖的。同时，我始终酷爱语文和英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小说，中文的、英文的都看。我看的第一本英文书是拿破仑第一个情人写的Desiree’s Diary(《德希蕾日记》)，当时读完好有成就感，从此一发不可收。于是,大学毕业后我决定不考研，而是走上了文理兼修之路，又学了一个英国语言文学的本科。

4你在三家出版社工作过，能谈谈你的工作经历吗？

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后来两社分家，我被分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下属的《中学生》杂志工作。那两年这本杂志的发行量从124万跌到60多万，怎么办呢？主编发动大家想办法、找出路。我萌生了开设青春期性心理知识专栏的想法。我觉得吴阶平是最合适的作者，因为他德高望重，于是给他写了封约稿信，请他给我们开专栏。没有想到吴老很快就回信同意了。那时我可真是初生牛犊啊，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到了1997年，因为我外语不错，社里开始让我做外版图书的引进工作。我接触到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作品，并把它们引进到中国。那是我引进的第一套书，没想到一炮打响，从此便尝到了甜头，更加关注国外的经典图书。我引进的最成功的书是《丁丁历险记》，还有《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比得兔》等。这几套书直到现在都还是出版社的看家书，这也让我觉得挺骄傲的。

2008年我调到和平出版社当副总编辑。那时我已连续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十余年，在国外时，我会留意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比如厕所、垃圾分类、打招呼用语等，我经常想，什么叫文明？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它与读书、受教育有很大关系。我越发感到引领大众爱上阅读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是九三学社的，认识很多院士，我就想怎么把这些院士利用起来，于是我跟美国国家地理出版社合作推出了“院士推荐外国新科普书系”。

再后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管外国文学和少儿图书出版。出于工作需要，我去北京大学进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因为出版面向大众，出版人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学一点管理学的东西，毕竟出版社转企了，作为一个企业高管，我必须与时俱进。

回头想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的都是这些大平台，好平台的历练对一个人的发展很重要。

5作为编辑，你选择出版一本书的标准是什么？

我选择图书大致有三条标准：一是内容，图书导向要正确，或者传授知识，或者启迪心灵，或者陶冶情操；二是文笔，写作风格一定要契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品位；三是市场，出版是一种文化传播，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影响力。

6现在的图书出版量跟你当年刚入职时有天壤之别，面对海量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怎样保证自己的高水准和高质量？

我们一直都注重“三高”。一是作品的高质量。经典作家、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家、一些有潜力的作家——我们常年追踪这三类作家的作品。如果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文学影响深远，但国内市场可能一时还不太接受，那么赔钱我们也是要出的。

二是译著的高质量。好的译者，既要外语水平高，又要知识丰富，了解国外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还要有较高的中文水平，可以用无限接近准确与适合的中文进行表达。我注意到市场上的翻译乱象，所以就提议出版一套“中国翻译家译丛”，希望对中国的翻译家做一个梳理，让读者知道“中国翻译家”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我对重译经典特别慎重，老翻译家严谨的学风值得学习。比如梅益先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可以说，现在市场上最棒的版本还是梅益先生的这个。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学功底、古文功底造就了他的翻译现在还无人能够替代。而且很多老一辈译者对钱从来不计较，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一直拿的都是我们的基础稿费。人文社有一批这样忠诚的翻译家，对他们的梳理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三是编辑的高质量。编辑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出版物的品相和品质。比如我们出版过一套名著名译，一直畅销不衰，影响了几代人，这跟前辈编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编辑的功底和眼光非常重要。

7作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翻译工作的影响？

我现在的回答是，人工智能绝对替代不了人来进行文学翻译。人工智能确实先进，但我看过一些它们的翻译，我觉得短时间内它们不可能代替人。举个例子吧，电视节目《2017年开学第一课》展示了一场人机大战，让一个意大利的机器人与一位小钢琴手PK弹钢琴，钢琴家郎朗一下就把他们分辨出来。因为人弹的时候带有情感，而机器人弹的时候则是一马平川。它确实弹得比人快、比人精准，但是缺乏情感。

我不否认人工智能在某些场合可以实现快速翻译，但是对文学翻译，我还是持保留意见。（问：慢慢地人工智能会不会也能拥有情感？）也许吧。我不反对人工智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乐于接受新技术的人，比如我在《朗读者》的图书中引入了AR技术，但即使我这么乐于接受新技术，目前我也不能完全肯定人工智能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

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是历史的趋势，你不能挡着它。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

8在你策划的图书中，有没有比较失败的例子？

我比较幸运，遇到的都是资深大社，目前策划的几个书系应该都还算比较成功吧。我自己也比较勤于思考，所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惨痛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