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身到底是什么?以及,“人”之后又将会是什么?

本文授权转载自01哲学(https://philosophy.hk01.com)。作者曹家荣。原文标题为《混杂主体:双重去中心视野下的后人类》。

混杂主体

双重去中心视野下的后人类

文 | 曹家荣

随着《攻壳机动队》真人版、《银翼杀手2049》等电影于去年上映,关于赛伯格、人工智能相关科技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什么影响的讨论,又成了注目的焦点。如果将AlphaGO、Sophia也算进来的话,要说2017年是什么赛伯格或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元年,恐怕也不算太过分。

《银翼杀手2049》

不过对我而言,真要说这些科幻电影或科技发展的成果意味着什么,我想更根本的应该还是,关于“后人类”的思考再度显露其重要性。先不论“后人类”可能仍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这些科幻电影与科技发展在预示未来的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反过来思考过去与当下,思考“人”自身到底是什么?以及,“人”之后又将会是什么?

「后人类」,起始

我用了“再度”这个词,说明这样的反思绝不是新鲜事。例如,法国哲学家Michel Serres于2012年出版、至今已销售超过25万册的小书《拇指姑娘》(2017年繁体中译本出版),书中提及了那种将大脑捧在手上的拇指世代;或者以色列历史学家Yuval Noah Harari的畅销书《人类大命运:从智人到神人》(同样于2017年翻译成中文,或译《未来简史》)中数据主义观点下的人类演化。这些都是对于“人"之后将会是什么的探索。

GUCCI2018年走秀便深受赛博文化影响

不过,认真说起来,“后人类”议题的浮现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美国科技与社会研究学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1985年提出的〈赛伯格宣言〉,将诞生于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赛伯格”挪移进批判理论的场域,进而开启了对于“大写之人”(也就是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主体)的挑战,使得对于“界线”的思考成了赛伯格这隐喻概念的核心。换言之,重点不在于人与机器之间是否真的能够接合,而是在赛伯格这种人机混和的形象中,在人与非人界线的崩溃、模糊中,持续探索着另一种生存的可能。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灵长类视觉》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关于“后人类”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在探问:我们如何可能不再是“人”?这里的“人”乃是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主体,那个自启蒙运动以降被视为普遍的人的理念,理性的、自主的主体。意大利哲学家、女性主义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2013年出版的《后人类》(The Posthuman)书中也指出,关于“后人类”的探问其实也是为了走出1970年代后反人文主义僵局的一种尝试。换言之,用布拉伊多蒂自己的话说,后人类主义乃是在人文主义的倾颓上,尝试寻找替代的可能性,而不再停留在关于人的危机的批判中。

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

《后人类》(The Posthuman)

那么,这样的“另类主体”到底可能会是什么?倘若暂且搁置不同取径的后人类主义探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双重去中心化”的角度来理解一种可能的后人类主体形象。也就是说,作为传统人文主义主体替代出路,后人类主体不仅仅需去除“人类中心主义”,更得跳出以“意识”为中心的个体化主体观。藉由双重去中心,我们才可能想象人如何可能如哈拉维在《同伴物种宣言》(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中所说的,在平凡差异的前提下与其他物种相依共生。

双重去中心,之一

首先,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1993)中提出的“非现代”视野,不仅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在其针对人与物的存有论反思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去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尝试。对于拉图尔来说,“现代”的谎言建立在人与物截然二分的主客二元论述之上,而非现代视野尝试让人们看见的,便是那被掩盖、忽视但却始终存在的中介过程,那些仍未“稳定”但却切实存在的中介物可变的存有论样态。换言之,不再有先验给定的主体与客体二分之存有样态,相反的,只有不断在转换、位移与行动的类主体与类客体。

虽然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中批评如拉图尔这类科学与技术研究者,缺乏对于后人类主体的完整论述,但我认为非现代视野已可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开端。透过重置人与物的关系,非现代视野批判性地去除了人文主义主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亦即“人”具优位性、中心性的存有论位阶。换言之,藉由将人与物同等地视为网络中的行动者,非现代视野否定了过去“人类中心”的想象。(类)客体也在行动,“人”不再是唯一的行动者、推动者、主宰者。

不过布拉伊多蒂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毕竟我们确实无法在拉图尔的非现代视野当中看清楚那个类主体的形象。这个问题要不是被悬搁了,便只能如拉图尔说的,循着那转换位移的过程去探索。换言之,我们甚至可以说非现代视野仅仅是消极地去除了“人”的中心位阶,没有更积极地去回答:“主体(或类主体)将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因此,后人类主体需要透过再一次的“去中心”来显露自身。

双重去中心,之二

美国学者Katherine Hayles在其1999年出版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最末,提出了我认为可被视为另一去中心的可能。Hayles认为,不同于人文主义个体化主体的观点,后人类主体乃是茁生于一种人与非人共同构成的分布式认知系统中。换言之,在此,去中心化意味的是,有别于过去人文主义将主体视为在身体、甚至意识之中,因而延伸出主客截然二分的对立,在Hayles所谓的分布式认知系统中,主体乃是在“身体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主体浮现于由人与延伸其认知与行动之工具所组成的分布式系统中。

认知科学与哲学家Andy Clark所提出的“延伸心智论题”可以很好地阐述这种分布式认知系统。Clark曾说过“人是天生的赛伯格”,这句话恐怕比Hayles说“我们早已是后人类”还要激进。Clark主张,人的特殊性在于,其大脑能与非生物的工具建立起深度且复杂关系的那种开放性。他也认为,那种将心智与自我局限在身体中的(人文主义)观点,是一种诱人但站不住脚的幻象。而延伸心智论题要阐述的正是,实际上人的认知与行动乃是由大脑、身体与科技的复杂系统共同完成的。

Clark的讨论中,举了许多认知科学的实验来说明延伸心智论题(可见于2008年出版的Supersizing the mind)。不过即便不透过实验,Clark认为,一个简单的算数动作都已显露出人的认知与行动是由延伸的异质系统所完成。当你要计算一加一时,也许可以很快地在脑中算出答案。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若是要进行稍微复杂的运算(例如√346)时,往往需要透过纸笔将暂时的运算答案写下,然后一步步完成运算。此时,完成算数这个认知行动的,实际上乃是你的大脑、持笔书写的手、眼睛、作为「暂时数据储存库」的纸所构成的混杂系统。

更清楚地说,Clark拒绝下列这样的观点:必然存在一个核心的、独揽认知与行动特权的“自我”。这样的观点深植于人文主义个体化主体的想象之中,也是“现代”所推崇的完美形象。然而,延伸心智论题主张,所谓的“自我”其实是各类“工具”持续变动的结合体,在其中没有一个“自我所在”的核心,主体乃是茁生于异质元素的混杂、结合之中。

后人类,混杂主体

因此,综合上述,我用“混杂主体”这个概念来指称透过双重去中心的角度看见的后人类主体。后人类主体之所以是混杂的,一方面,如我们在非现代视野中所见,它总是在异质的网络中行动着,它既推动中介的转换,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其中,从未自外于此,从未成为“例外”。另一方面,它自身的样态也不断地改变,在不同的(工具使用)脉络中,茁生于不同元素的结合之中。或者用一种更简洁的说法,混杂主体的存有样态总是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它不仅存在(being),更持续流变(becoming)。

最后,回到布拉伊多蒂所说的,对于后人类主体的探索也就是在思索“另类主体”的可能性。或者,以我自己更偏好的说法,如哈拉维曾说过,我们是在问:该如何在现代的掌控欲望、科学客观主义,以及对于自然的帝国主义支配之外,寻求另一种生存与全球化的可能?而在双重去中心视野下的混杂主体,既不再是具优位性、“例外”的主宰,也不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化主体,而是总是茁生于“关系”中、且持续流变的主体。唯有以这样的角度反思认识自身,人才可能看见自己的有限性(不仅不具“绝对理性”,甚至不独立自主)以及与其他物、物种之间的相互相关性。唯有认识到自身总是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才可能更谦卑、谨慎地考虑各种行动后果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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