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考察

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

———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考察

摘要：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形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塑了“人－技”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基本命题。人与技术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对抗，而是融合了“互构”与“互驯”，并在二者基础上不断衍生的复杂博弈。本文借助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以“互构”与“互驯”为切入点，以期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及其发展，反思当下“人－技”关系新走向。

关键词：人工智能; 海德格尔; “人－技”关系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 Web2. 0 与 Web3. 0 的交替之际。Web3. 0 预示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与时代景观。如果说 Web1. 0 和 Web2. 0 的关键词分别是“网络化”和“数字化”，那么 Web3. 0 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化”。而所谓智能化，最为突出的表征便是人工智能。如果说在“前 Web3. 0 时代”，技术更多地被界定为“工具”这一对象物层面，那么，伴随着 Web3. 0 而来的“智能化”时代，技术无疑已经与作为主体的人融为一体，进入到关涉人类生存与未来走向的主体性层面。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人工智能不仅仅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化，也不只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进化，而是整个生命创始以来最重要的原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有机生命会逐渐被无机生命所替代，碳基智慧将与硅基智慧并存。这一切促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技术之关系，这一无法回避的时代话题。

一、人 － 技”关系: 技术哲学的基本命题

实际上，对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探讨，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涉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耕种、纺织、制陶、运输、医疗、统治以及类似的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技艺和技术组成的粗俗世界。”这一时期，早期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如阿那克萨戈拉“人是一种技术性存在”的认识。他认为，在体力和敏捷上人比不上野兽，但人能使用自己的经验、记忆、智慧和技术，从而又超越于野兽。从而肯定了技术在人区别于动物这一关系中的重要性。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描述的塞乌斯与萨姆斯关于文字发明的辩论也表达了对技术与人关系的早期思考。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技术被视为“形而下”的事物而未得到正确认知，但对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探讨早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此后逐渐兴起的技术哲学这一哲学的分支学科也从侧面证明了哲学思维在解答这一问题中的重要性。

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技术哲学这门年轻但却是最重要的哲学分支学科中，海德格尔无疑是一位影响最为深远的先驱者。不同于前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反思是存在问题由学术研究向现实的回归，是技术由工具功能向目的功能的转向，是主体与客体的两分向主体与世界的连接的发展。他把技术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强调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探寻技术的本质，并由此对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了观照。正是由于他在技术及“人 － 技”关系哲学思考层面的卓越成就，因此，“任何对技术哲学的历史的或批判的考察都不可能承受得起对海德格尔的忽视。”在技术与人关系面临颠覆与重组的人工智能时代，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对于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无疑具有其理论指导意义。

正如上文所言，人与技术作为相互联系的一组对象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一关系并非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所宣扬的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与支配，或者客体对主体的压倒式反作用与威胁，而是在多种客观因素作用下，处于多元关系网络之中的二者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技术与人彼此适应相互重构: 技术无法还原为离散数字序列或与生活割裂的‘使用’对象，而生活也不复是原来的模样。”因此，对于人与技术的探讨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故本文仅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并将其划分为“互构”与“互驯”两个维度进行探讨。简而言之，所谓“互构”则是指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促成与建构，而所谓“互驯”则指在互动过程中二者互相适应与驯化的现象。本文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为依托，立足“互构”与“互驯”两个切入点，以期通过批判的视野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及“人 － 技”关系新走向。

二、互构: 技术与人互依共存

技术与人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互相建构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存在只是“座架”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这里的“技术的座架”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构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嵌入到了人存在的前提。海德格尔反对把技术和人分割，认为技术和人的存在互为一体。我们在考察技术时，实际上就是考量人的存在。在这里，技术不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还具备改造和建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力量，人也不仅仅是发号施令的主导者，而是与技术共生的有机体。技术与人的这种互为一体就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匹配关系，从而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束缚，从更深刻、更复杂的层面上实现了互相建构。

( 一) 技术解蔽真理，使真理得以开显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通过锤子的比喻将人与工具的关系描述为两种，即上手 ( ready － to － hand) 关系与在手 ( present － at － hand) 关系。“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我们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当下上手状态。”海德格尔认为，通过“上手”的事物，人与世界的关系得以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揭示世界的方式。”此后，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进一步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讨论，他开篇即指出，“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便在追问技术。”那么技术的本质为何? 海德格尔首先援引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两种回答，即“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与“技术是人的行为”。他认为既有的对技术本质的定义实质上是将技术视为一种工具，技术的工具论虽是“正确”的，但并非是“真实”的，若仅将技术视为一种中性的事物，一种工具，那么 “它将使我们对技术的本质盲然无知。”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指出正如存在的本质并不是存在者一样，技术的本质也绝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技术的本质应当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无蔽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

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是以存在的被遮蔽为前提的，也即存在本身无法自明，必须通过技术才能去除遮蔽，并使得真理得以开显，存在者得以存在。现代技术亦是一种解蔽的方式，人工智能本身就是“硅基智慧”这一智慧形式被技术解蔽的产物。“硅基智慧”区别于人类自身的“碳基智慧”，指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慧。这一智慧形式长期以来仅停留于人类的想象之中，而无法在认知范畴得以证实和显现。“硅基智慧”的“被遮蔽”导致人类对“人 － 技”关系认识的局限，即无法突破主客体二元结构论的思维限制，而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对于“硅基智慧”的解蔽导致既有的存在物及其关系与秩序被颠覆，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面貌重新展现。从而打破了人类一直以来以“万物之灵长”自诩的“智人”认知，促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果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那么，对于“硅基智慧”的解蔽则是序言。这种解蔽所带来的人类世界方方面面的改变已经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思维与认知，自我审视与关系重组，并在更广、更深的层面重塑着人这一存在。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带给当前社会的反思基点。

( 二) 技术作为人同客观世界发生关联的桥梁

技术作为一种解蔽方式，在使得存在者存在的同时，也将人同客观世界勾连起来，为人提供了同客观世界相关联的桥梁。海德格尔在论述人与工具的“上手”与“在手”两种关系时，指出“通过工具，人得以同客观世界发生关联，从而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例如，通过飞机可以飞行这一现象，空气浮力这一存在得以解蔽，人同万有引力这一客观世界中的存在物发生了关联，更好地认识了世界与自己。海德格尔认为，“人通过从事技术而参与作为一种解蔽方式的缔造。”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一旦具有解蔽的内在本质，也就无法不被视为一种人与客观世界沟通的“中介”。换言之，也只有通过技术，存在得以解蔽的同时，才能与人建立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这与海德格尔早期对此在与存在的论述一脉相承。

人同世界的关联其实质是一种关系，通过建立某种关系，多个客观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效应，从而在此基础上对彼此加以形塑。因此，技术通过在人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形塑了人，也必将从一定程度上对人进行建构。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硅基智慧”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存在被解蔽，伴随着解蔽而来的，则是人与客观世界不断建立的多重关联。2008 年，谷歌推出了谷歌流感预测( Google Flu Trends) 服务，这是一个依赖于算法的智能系统。通过对所监测的搜索内容进行分析，追踪流感爆发的迹象。尽管这项技术目前尚未成熟，但其已经比传统医疗体系早十天发出流感警报。正是利用这一技术，人类得以对“流感”这一存在进行解蔽，从而在即将到来的疾病与人的认知之间建立联系，让人类更好地认识并预防流感。这仅仅是人工智能时代利用算法解蔽存在的众多案例之一。当前，无论是运用于医疗、媒体等行业的机器人诊断、机器人写作，还是诸如生物学、遗传学等领域内的 DNA 测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在人类与客观世界之间搭建了认知与被认知的桥梁，人类在这一认知关联中，不断改变策略、规避风险、提升自我，寻求自我与世界更为和谐的关系。

( 三) 通过技术，主体得以思考解蔽自我的方式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方式，但不同于古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 Herausfordern) 。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海德格尔进而以“座架”( Ge － stell) 一词来命名被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在座架的支配下，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人自己，能够以其本来的面貌出现，它的存在的真理被遮蔽起来了。换言之，在座架的驱使之下，不仅是存在，包括人类这一此在都无法真正地解蔽自我，认识自我。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得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人类如此明确地处于座架之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座架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身，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领域中绽出的实存，因而绝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技术的作用下，人类身处座架的促逼之中，自己也已经成为一种持存物，而无法认识真正的自我。这是对技术与人之关系的一种具有警示性意义的思考和追问，倘若人类失去自我，那么人类存在的意义何在? 由此，海德格尔的追问促使人类面对自我，思考解蔽自我的方式。

如果说 web1. 0 与 web2. 0 时期，技术对人的促逼还未能达到促使人类思考人之为何的前途命运的程度，那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web3. 0 时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迫在眉睫。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技术的座架也已经潜移默化地在人之思维深处发挥作用。甚至已经影响到人类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方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大特征便是一切皆可量化。依靠服装、手环、鞋子、眼镜等智能设备，人类能够随时随地检测身体各项机能的运转情况，并转化为数据加以记录。而当一切皆可量化，这就意味着人类将成为“数字的人”“虚拟的人”，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而世界也将变成数字化的世界。此时，人类对自己的认知将建立在依靠技术所采集的数据之上，而非自我或他人的意识。而一旦这种“量化自我”系统出现问题，”Who I'm I?”将再次成为一个世纪难题。不仅如此，当深陷技术的座架之中，人类将无法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人的思维方式也将受到技术的侵扰，从而无法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成为座架支配下的工具，在人工智能时代，人被更深地遮蔽而非解蔽了。面对这一问题，海德格尔的警示使得人类能够在同技术打交道的同时，保持警惕之心，思考技术之利弊得失，从而透过技术的重重魅影探寻人之本质。

三、互驯: 技术与人无限博弈

分析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不难发现，其对技术的讨论更多着墨于技术作为一种座架对人的促逼。也因此，解蔽只是技术浅表层次的本质，座架乃是技术的深层本质。从解蔽到座架，不仅是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思考的深入化，更是探讨人与技术关系不可忽略的深层面向。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技术的研究忽视了海德格尔的理论，转而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对技术加以批判，从而遮蔽了技术与人关系中互驯的一面。正如胡翼青所言，“表面上看，批判对技术的盲目崇拜确实很有必要，但如果因此无条件地承认人的主体性并认定不存在技术对人的反作用甚至是倒逼，那就形成了一种学术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胡翼青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面向，其一，“人 － 技”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二，技术对人的反作用。而这两个面向是我们探究技术与人之间相互驯化关系的前提。

( 一) 人对技术的对象性使用及形塑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是不赞同以技术的工具性论调来指代技术本质的，正如上文所言，他认为技术工具论是“正确”的，而非“真实”的。所谓 “正确”是指“在眼前讨论的东西中确定某个合适的东西。”海德格尔的这一论断建立在探寻技术之本质的基础之上。但他在坚持探寻技术本质之时，也并未完全否定工具论作为某个合适的东西的合理性，也即工具性尽管不是技术的本质，但也是适合技术存在的“某个东西”。实际上，自人类有意识的使用技术以来，技术就包含着“合目的性”的工具基因。例如模仿人类手掌而制造的盛水器皿，模仿人类拳头而制造的锤子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工具性需求。也因此，人类对于技术的使用天生带有对象性意向，而这种对象性反过来又形塑了技术的样态。

让技术适应人类需求而做出适应性改变，其实质便是一种驯化。这一驯化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二者相互交织与渗透，融为一体。从这个层面而言，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乃是长期以来技术被工具化使用的结果。然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未来学者凯文·凯利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机器生物化”这一核心观念，并认为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必然发展趋势的“类人”系统。实际上便是对现代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现状的描述。具体而言，如果说前人工智能时代人对技术的驯化仅仅是对人体个别官能的模仿，那么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模仿已经脱离单个官能，而成为对作为整体的人，乃至人的思维意识的模仿。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得以以更高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硅基智慧”得以凸显。这也是技术与人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充分体现。但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这一主体性地位正在遭遇挑战。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进化”首届 Xworld 大会上谈论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时曾有言，人工智能与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而人工智能没有。但正因如此，这才是我们面临的风险，或许是最大的风险。换言之，正是这种无意识使得人工智能始终以目的为导向而不带有人情味，未来人类在人与技术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将有可能受到挑战。但在赫拉利看来，就当前而言，没有人会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一切悬而未决，未来有很多种选择，关键在于人类扮演怎样的角色。然而，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必将警示人类对人技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加以反思，人类是否会在未来丧失对技术的驯化地位，是否会沦为技术的附庸是这个时代赋予人类思考的课题之一。

( 二) 技术作为一种“座架”对人的异化

与人作为主体对技术的驯化相对应，技术对人同样有着反向驯化的作用。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这种技术对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座架对人的促逼。海德格尔指出，惟就人本身已经受到促逼、去开采自然能量而言，这种订造着的解蔽才能进行。如果人已经为此受促逼、被订造，那么人不也就比自然更原始地归属于持存吗?也即在技术的促逼之下，人已经成为被订造的对象，成为持存物。“这种促逼不仅逼索自然界，同时也促逼着人，使人的存在受到限制和扭曲。当人只通过 “座架”来解蔽，来让存在者显现时，他在根本处也遮蔽了自己的本性。”人的所有行为都只是在完成“座架”的指示与任务，被彻底物化了。在这个意义层面，促逼不仅使得人的本质被遮蔽，而且也已经将其异化。海德格尔从存在与存在者的角度分析异化的产生，并指出“人被技术异化的根源就在于人追逐存在者，遗忘了存在。”因此，海德格尔指出，要想摆脱这种异化，“人类应当让技术回到为人服务、让人回到自己此在中去，回到此在本身是摆脱技术异化的根本。”

海德格尔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观照，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技术直接相遇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 人不可避免地被技术驯化了。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特征便是人与技术融为一体，人身处技术之中，依赖甚至依附于技术，技术无孔不入，成为新时代的 “圆形监狱”。由技术建构的“圆形监狱”已经不满于停留在监视层面，而是企图对人类加以摆置。例如，智能翻译器的出现大大解决了人类语言沟通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人类语言学习能力的下降; 智能 GPS 的出现方便了人类出行，却导致更多地 “路盲症”的出现。同样地，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在解放人类双手的同时，也使人类成为听命于机器的附庸; 算法在更好地记录并量化人类的同时，也导致人类沦为丧失自我抉择能力的“物化”的存在等等。这些案例包含一个相同的指向，即技术在给予人类某种利益的同时，也从人类那里窃取了部分功能。麦克卢汉曾有言，媒介是人体功能的延伸，但实际上，麦氏观点不止于此。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麦克卢汉指出，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种比例改变的时候，人就随着改变了，因此，“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人体功能的延伸，而已经成为人体功能的“窃取者”。人类迫于人工智能的侵蚀而不得不被动做出改变，以出让自身机能作为技术发展的筹码。这种受制于技术驯化而导致的人类的改变实际上正是人被异化的鲜明体现。

( 三) 座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危险性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思想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人文主义的乡愁忧思和浪漫情怀，尽管他本人拒接存在主义者的头衔。这种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其对技术之本质及其危险性的反思。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对作为技术本质的座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座架这种现代技术“去除遮蔽”的方式乃是最危险的。因为这种对遮蔽的去除实际上是建立在遮蔽一切的基础之上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座架不仅遮蔽着现代技术之前的解蔽方式，而且还使得解蔽本身也被遮蔽，甚至无蔽状态以及真理存在的方式也都被遮蔽了。座架这种遮蔽一切的特性导致它成为最极端的危险， “不仅对一切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一切解蔽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韩连庆将座架视为一种类似思维方式的无形存在。这种思维方式伴随着技术的促逼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并作为一种规约规范着人类的行为。

海德格尔指出，对技术的“座架”式的思考已经蔓延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领域无处不在。实际上，现代社会惯用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甚至是官僚主义化等都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由“座架”构筑的思维方式更为明显。人类已经习惯用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一切遇到的困难。当机器部件损坏，我们宁愿替换而非维修; 当身体遭遇病痛，我们宁愿依赖现代技术也不愿加强锻炼。这种一切依赖于技术的思维方式促逼人类逐渐摒弃了主观能动性及背后的创造力，而是将其转变为一种投机取巧、被动懒惰的生物。然而，一旦这一思维成为定式，其背后的危险才刚刚来临。正如流水线这一现代技术的发明不仅使得人们可以批量生产产品，更使得人类开启了电影、教育领域的流水线生产一样，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同样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从座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危险性入手，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在新时期的现实意义。

四、总结与反思

正如对于技术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人的讨论，对于技术与人之关系的讨论，其实质是对人这一存在者之存在与发展的讨论。因此，无论是“互构”还是“互驯”，终极问题在于通过“人 － 技”关系的表征来探究人之于技术与技术之于人的平衡与和谐之可能性。无疑，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有关技术本质的论断对于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发展仍具有不容忽视的阐释力与理论价值，其技术“解蔽”观仍然是我们认识技术的重要视角。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海氏对于“人 － 技”关系思考的历史局限性。更进一步来说，尽管其对于技术之本质的基础论断独具慧眼，但对本质之外又将如何，“人 － 技”关系走向如何这一系列问题无力回应。

在海德格尔这里，技术作为一种座架不仅是对技术本质的界定，更是对“人 － 技”关系探讨的前提。在技术的座架之本质下，人必然会遭到促逼，人的本质必然会被遮蔽。且这种促逼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紧迫而非消失。海德格尔将此种由技术座架带来的“人 － 技”关系的失衡称为 “极端危险”。并试图通过艺术来对抗这一危险。因为“艺术乃是一种唯一的、多样的解蔽，艺术是虔诚的，是顺从于真理之运作和保藏的……艺术并非某种文化创造的领域。”由于艺术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它因此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能够把潜藏于深处的真实的东西也即存在本身纯洁地闪现出来。

无疑，海德格尔的批判理论是在技术之外去寻求抵抗技术的策略。然而，人工智能时代，一切皆被颠覆，艺术作为庇护人类免受技术之威胁的圣殿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尤瓦尔·赫拉利表达了对于艺术地位丧失的担忧，“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并不是出自什么神灵或超自然灵魂，而是有机算法发现数学模式之后的产物。若真是如此，非有机算法就没有理由不能掌握。”这无疑是对海德格尔式的艺术本质论的一种科学范式主义的解构。因此，将艺术作为人类逃避技术威胁的圣殿的观点已经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的现实环境。实际上，任何逃离技术本身，或将技术与人对立起来而探讨技术及“人 － 技”关系的论断都将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

也正因如此，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在为我们提供审视技术的有效进路的同时，也反过来警示我们对于已有“人 － 技”关系思想的反思。即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人 － 技”关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技术与人的融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二者的任何对立、单一、孤立的审视视角都已经无法契合当前人技关系的新走向。探究“人 － 技” 关系必须关照人类、直面技术，有批判与发展的眼光，在二者发展的路径及演化的环境中寻求解析之道。因此，将目光投注于“人 － 技”关系的双向性与多面性，并尝试在以“互构”与“互驯”为基础的多元无限博弈中反思“人 － 技”关系，实现人与技术的双赢，或许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本文刊载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4)

本期编辑：金高阳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