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忧思与可能性：两种关于现代技术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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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瑜

近两三年，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一方面有谷歌制造的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高手、机器人小冰写现代诗歌等抓人眼球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国内外的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投入高额研发费用，甚至未来学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互联网之后导致人类社会变革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类”焦虑、伦理困境也引发相关领域的讨论，而一些智能机器人、人脸识别技术、深度学习等黑科技越来越变成现实。对于现代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来说，人工智能究竟是又一波技术进步的“老故事”，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再次注入生机，还是刷新人类社会的“新故事”，彻底改变、终结现代文明的杀手锏？

技术及其支撑技术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文明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识，而技术不仅是现代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也是支撑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基础。可以说，启蒙精神的内核是科学、技术和理性。现代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不只是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便捷的生活方式，而是科学、理性成为社会管理、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小到家庭、公司，大到跨国企业、国家，都依靠科学化、理性化的原则来组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也经常被描述为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的历史，如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与这种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相伴随的，则是从人文、文化领域对技术、科学、理性的全面批判。最初表现为17世纪、18世纪的浪漫主义，对机械化、城市文明进行了辛辣的反思，重新发现了一个没有机器、不受机械干扰的崇高化的自然，也把落后、愚昧、等级化的前现代社会审美化为诗意的乡愁。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也对现代文明进行了绝望的批判，尤其是经历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代创伤之后，启蒙以来的科学化、理性化方案更受到彻底否定。在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领域，关于城市文化、工业社会的表现也经常呈现一种反科学主义、反现代化的倾向，城市往往是黑暗之都、堕落之源、罪恶之城，是19世纪的“恶之花”，是20世纪的城市“荒原”，如19世纪的侦探小说、20世纪中叶的黑色电影等都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一方面在现代技术、理性化的规训下过着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吐槽”这种现代性的异化和非人性，或者说，现代人处于一种长期的精神分裂状态，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只能延缓、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所携带的社会矛盾。

相比这种黑暗化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表述，恰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赋予现代化、工业化一种先进的、乐观的想象，不仅让不可见的“工业生产”变得可见，而且出现了大量对于城市、现代化的正面描述，形成了一种“工业城市”、“现代化田园”的想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种城市的罪恶，把“资本主义黑夜”表现为“霓虹灯”下女性身体的诱惑和人性的沦落，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新社会表现为阳光下的工业城市，把“社会主义白天”展示为“艳阳天”里热火朝天的生产性和工业化场景。这种对工业、技术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赞美，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上有关，又与社会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操控机器和掌握技术的工人作为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有关。与这种社会主义文化相匹配的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文化，强调集体性、组织性和节约伦理等。这种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投资，二是强调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生产者相结合，技术不再是个人的或垄断的私有产品，而具有一种共享性和公共性。

从这样两种对于技术、现代的想象中可以看出，技术、科学不是中性的工具理性，而是与具体的生产制度、管理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会产生对技术、工业的文化反思，是因为技术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如19世纪的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20世纪末期的互联网时代也制造了大量的从事信息产业的底层劳动者。而社会主义文化对技术的乐观建立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之上，只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受限于晚发国家的现代化和技术水平，从而导致生产力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