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论：大数据杀熟疑云，应靠法律重构用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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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滴滴报价问题引发的“大数据杀熟”的话题引发关注，网民称测试发现同一段路程打车，老用户比新用户的价格高。而滴滴方面则声称，“从未有过任何‘大数据杀熟’的行为”。

北京时间认为，此事之所以争执不下，在于网民并没有实际的“杀熟”证据，而滴滴也缺乏一个足以为自己背书的法律环境机制。

从网民角度说，虽然有人证明不同账户在同一位置打车价钱不同，但即便认为这个结果真实且具有相当代表性，也无法排除是由于软件定位误差导致，还是滴滴有“杀熟”行为。

区别是，前者是由于技术水平或者产品水平所限，并非有意为之，而后者则是滴滴故意利用技术手段对用户区别对待，赚取不当利益。

问题就在于，滴滴的主观意志如何无法论证，而客观上是否“杀熟”不能仅从结果判断，需要对滴滴整个系统进行检视，偏偏用户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进行这种检视，于是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从滴滴方面看，此事也难言顺利过关，网民大量质疑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解答和回应，因为滴滴就是此事中存在利害关系一方，自证清白对于滴滴来说可谓难于登天。

对此，有媒体认为应该建立第三方检测机制，在滴滴和用户之间构建更加稳固的信任。但这种想法其实仅仅从技术角度思考问题，恐怕并不能解决问题。

试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机构，其本身可能牵涉的利益，既要试图与滴滴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又需要进行必要的切割来保持中立，且这种中立必须可以向用户证明，这恐怕未必比滴滴自证清白更容易。

北京时间认为，技术调查和监控从来就不是问题，而是目前的政策法律环境没有对滴滴与用户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做出必要的纠正。

一个滴滴的用户，通常根本说不清自己从某地打车到某地需要的具体金额，而最终呈现的金额则更加难于计算核对。特别是其加价机制基于大数据，而大数据只有滴滴能了解，甚至在滴滴内部也不是人人能说清。这就导致了大数据实际上对用户来说是不可知的，但却可以直接影响用户的经济利益，反过来引起了用户对大数据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如果纯粹指望技术手段消解，等于要求用户或者其代表像滴滴一样对大数据情况进行全面掌握，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但实际上，当人类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企业尤其是具备高技术的企业，早就存在这种过度强势地位，大数据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遇到这样质疑的。

而消解这种不对称带来的不信任，以往是靠构建政策法律环境实现的，比如尽管用户不需要对电视机制造技术了如指掌，但首先是有一整套官方认定的产品质量标准约束企业；其次如果购买了劣质电视机，则可以索要超过电视机本身价格的赔偿；第三这个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障用户即便是小白也同样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如果想约束像滴滴这样的企业，国家权威部门或行业管理机构首先应该制定相应的技术标注，比如定位误差允许在多大范围内，同一位置不同金额差距应该在多少数量之内，这样才有判断其提供服务本身质量的标尺。

其次要对赔偿机制做出更加严格的规范，由于滴滴用户单次消费金额都不大，即便真的有“大数据杀熟”行为，对于用户来说维权成本明显大于维权收益。因此应该通过立法工作，将赔偿金额大幅度提升，增加其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成本，这样才让“大数据杀熟”的成本大幅度提升，同时也让用户维权更“值得”。

同时，由于滴滴这样的企业占据技术、数据优势，因此当用户提出质疑时，应通过程序法律规范规定由滴滴方面举证，比如定位误差是否符合标准，金额收取是否符合公平，这样才能确保用户的权益真正得到保护。

如此构建的法律环境，表面上看加大了企业的风险和成本，特别是增加了处理潜在争议的成本，但却可以将滴滴与用户之间不对称进行纠正，进而重新构建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信任关系，从全局和长远看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大数据可以更好地被运用到社会服务等更多领域，方便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