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之思：论后结构主义

【按语】本文是笔者1998年所著《后结构主义文论》一书的绪论部分，该书1999年4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印刷了2000册。当当和孔夫子旧书网有卖，豆瓣上很少有几个读者，读过的都觉得奇葩、难读和读不懂。20年前有志于做个学者，选题是后结构主义文论，题目很大，范围很广，但全书10万字只讨论了拉康（Jacques Lacan）、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因为笔者只是阅读了这四位思想家当时已经出版的法文著作，在有了些一知半解的基础上下笔，也算是知之为知之的老实态度。此后20年至今，离学术人（homo academicus）越来越远，干了很多不相干的事，走了许多弯路，往好了说是阅历丰富，往坏了说是历尽沧桑，终究是人在江湖（homo vagus）。学术不做了，底子还在；技术不搞了，兴趣还在。从IT技术发生对金融数学、数学工程的兴趣引领我参与到互联网金融中来，自然而然关心金融科技的每一步创新和发展，不免对区块链多留意些。最近工作之余，写了些跟区块链有关的文字，对区块链技术和思维的越来越结构化的倾向很有不满，认为区块链必须有出位之思。出位之思这个词是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翻译德语词Andersstreben而来，意在跨界和突破。出位之思这个词不常用，但2000年后很多论文都冠以“出位之思”的标题或者副标题，由此反过来看，我当初虽是奇葩的著述也未必无益于学界。更有甚者，有人在百度百科创立词条，认为福柯的出位的思想（la pensée du dehors）是出位之思的源头，其实这个译法是我独家的想法，通常都译成“外部的思想”或者“外在的思想”。发布旧文，对“出位之思”做个普及，下一篇《区块链与出位之思》可以写得短些。对于有耐心的读者，本文可读性尚可，尤其对熟悉区块链的发展历程和特性的读者，会觉得有些话分明就是在描述区块链的革命性、颠覆性的同时，又批评区块链缺乏出位之思：虽然时刻强调去中心和散列化，却没有一刻去掉区块链为中心的结构化，不能解结构的区块链，肯定是有欠缺的。因此，去区块链才是真正的区块链。

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最明显的思想特征就是出位。出位就是既出于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发的位置，又是所逸出和出离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定位，也就无所谓出位，因为根本无“位”可“出”。出位意味着思想的丰富性和不可归属性，是意义无尽生成变化的运动过程，“位”是相对的、偶然的、静止的常态，“出”是绝对的、必然的、运动的变异。任何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都不可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的思想和穷尽其变化，但出位的思想在任何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内的分析和描述又都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出位总是相对于“定位”的出位，任何逃脱框架束缚的出位都是在其被置入特定的框架之中的时候，一旦说到“是”，隐含的“不是”就随之而来，一旦说到“在”，潜藏的“不在”就接踵而至，出位总是处在既是又不是既在又不在的动态的意义生成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可以以任何理论框架为例对出位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描述，出位的思想总是显得有些“例外”，既是建设性的实例，又是破坏性的实例，在守例的同时破例，出位的思想实际上总是“例外的思想”。

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既是思想的“出位”，也是思想家的“出位”。后结构主义既源出于结构主义又超出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拉康、巴尔特、福柯、德里达等人既忠实于结构主义的原则又背叛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从结构主义脱胎演变而来，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无法摆脱这种联系以获得一个独立于结构主义的命名。对后结构主义的理解完全依赖于对结构主义的把握。但这些来自于结构主义思潮内部的思想家虽然处身于结构主义的内部，却置身于结构主义的外部，采取一种外在性的立场，首先对结构主义方法和假定提出质疑，其核心在于不承认有所谓语言、文字的结构，公然主张超越结构主义。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语言远不是经典的结构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稳定不变。语言并不是一个包括一系列对称的能指与所指的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结构，而是一张漫无头绪的无尽意义区分与播撒的网，各种要素都是不断相互作用和生成变化的，任何要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每个要素都要受到其它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很显然，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否弃与超越。结构主义认为符号可以完整地表达出存在主体的内心体验和思想情感，后结构主义则认为符号中的任何要素都不是完整地存在着的，企图在说的或写的东西中把主体自己完整地展现出来只能是梦想，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总是支离破碎的，不可能与主体所要表达的意义完全吻合。结构主义特别强调整体性和中心性，认为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如果单独取出来就会丧失意义，只有依据于某个整体或中心才具有意义；后结构主义则恰恰相反，否定了整体性和中心性，认为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具有多重意义的可能性又没有确切的意义，整体和中心只是相对的，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意义。说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后结构主义所有这些对立于结构主义理论和原则的结论恰恰是从结构主义理论和原则出发所获得的。

对拉康来说，出位表现为父子之间的爱恨交织（hainamoration）的关系以及菲勒斯的遍在无有性（nullibiquité）。菲勒斯无所不在，是完满的象征，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拥有菲勒斯就意味着拥有权力，完满、充实、独立自主而毫无匮乏缺欠，实际上菲勒斯却是根本无法确知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拥有的，无所不在恰恰是一无所在。高呼“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要求“以弗洛伊德的名义”来讨论精神分析学的拉康实际上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忠实又背叛既尊重又冒犯的操作达成了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回到弗洛伊德”并不是要回到弗洛伊德理论本身，而是要回到弗洛伊德当初面对精神分析学学科创立时的处境，“回到弗洛伊德”恰恰是要完全抛弃对于弗洛伊德的依赖，重新思考精神分析学。作为创立者的前辈大师和作为继承者的后辈学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父子之间的关系，爱和恨是同时具有的，爱恨交织在一起，畏父与戏父、敬父与弑父的思想和行为是同时进行的。

在巴尔特看来，任何思想观念都是出位的，根本不可能对其进行定位。虽然可以采用常论（doxa）和悖论（paradoxa）的思维方式作为分析性框架，但常论和悖论是相对而言的，思想观念实际上不可能归结为常论或者悖论，它是一种意旨（signifiance）和意义的蕴含，既非能指也非所指，而是出位的意指（signification）。在常论和悖论的分析性框架中，有意旨的思想观念通常既是常论又不是常论，既是悖论又不是悖论，既是常论又是悖论，既不是常论又不是悖论。总之，意旨既置身于框架之中又脱身于框架之外，不可说也说不得，一说就错，任何指认都只能是误认。

在福柯那里，出位的思想（la pensée du dehors）体现在知识/权力关系中的真理的游戏（jeux de vérité）。任何真理性的范式（diagramme）描述都只能是相时的、暂时的和静态的剖面分析，而且同时具有质疑诘难（problématisation）的余地，不存在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任何企图确定所有知识或者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的想法都只能是虚幻的，出位的思想总是处在范式表达的可能性期待之中，又处在一切所能实现的范式表达之外。切实可行的实际上只能是个体自己的当前本体论（l’ontologie du présent）的建构，一定的范式是和知识的主体、行使或屈从权力的主体、道德行为的主体当前一定的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责任（devoir）的结构联系在起的。但知识-权力-责任的结构总是处在出位运动中的非结构，范式的结构描述只能是出位的思想的当前的历史（l’histoire du présent），而不是出位的思想本身。

德里达的哲学是一种外在性的哲学（une philosophie de l’extériorité），出位是对一种外在性位置的寻求，既处身于传统哲学的内部又置身于传统哲学的外部，对传统哲学采取一种相异性（altérité）的立场，从而达到解构在场形而上学的目的。在主体心态上，出位表现为一种矛盾情绪（ambivalence），既是认同又是反对，认同往往恰是反对，而反对又恰是认同。在语言表达上，出位表现为语义含混（amphibologie），语义含混造成裂隙/关联（la fissure）、间隔（espacement）、延误（leurre）和解构（déconstuction）。千方百计力图抵达言辞的完满性以再现在场的文字只能是在场的分延（différance）、播撒（dissémination）、踪迹（trace）和替补（supplément），建构在场的过程恰是解构在场的策略自动运行的过程。在场其实是自己解构自己的，“无为而无不为”才应该是在场真正起作用的方式。越是强调或试图证明在场，在场就越是不在场，反之，越是强调不在场，越是强调解构，又恰恰是对在场的建构和对解构本身的解构，反而证明了在场的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分延、播撒、踪迹和替补本身实际上也是处在无尽的分延、播撒、踪迹和替补之中的。出位的思想是永远处于外在性位置的外在性的思想，分延、播撒、踪迹和替补的运动正是出位精神的集中体现。

运伟大之思者，行于伟大之迷途。后结构主义是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思想，总是行进于无穷无尽生成变化的“迷途”之中。无论是从思想的特征还是思想家的风格来说，都无法否认：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出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