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某年会的学术汇报上看到一篇DID实证论文,不过作者构建的计量模型比较特别。这篇文章的基本财务数据来自工企数据库,但却用于评估2017年实施的某项政策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一般的工企数据库的年份区间是1998-2013年,就算是使用最新的数据也只能到2015年(最近EPS中国微观经济数据查询系统将其更新至2015年,但数据真实性与有效性本人暂未验证),那么作者是如何用1998-2013年的财务数据来评估2017年实施的某项政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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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构建的基准模型如下式$(1)$(已简化,公式可左右滑动)。
$$
y{it}=\beta did{it}+\lambda X{i,2009-2013}×\mu _t+\varphi {i,t,ind}+\varepsilon _{it}
\tag{1}
$$
其中,$X{i,2009-2013}$是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在2009-2013年的均值,数据来源于工企数据库,$\mu _t$是时间FE,$\varphi {i,t,ind}$包括个体FE、时间FE与行业FE。样本区间是2015-2019年。
可以观察到,被解释变量$y{it}$与核心解释变量$did{it}$均在个体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变动,但控制变量$X_{i,2009-2013}$只随着个体变动,在时间维度上始终是一个恒常数。为了补充控制变量在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作者将这一系列控制变量与时间FE交乘,并称之为控制变量初始值的时间趋势。
仔细思考一下,这里至少存在四个问题:
实际上,模型中引入变量初始值(或称,前定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如陈诗一等(2021)在基准模型中通过控制三个前定变量(2007年各省人均实际GDP、二氧化硫工业排放强度与废气治理投资占比)与时间趋势三阶多项式的交乘项,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而时间趋势的三阶多项式则用来规避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
2 陈诗一, 张建鹏, 刘朝良.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21, 495(9): 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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